當社交大數據遇到心理學,靠朋友圈就能知道你的心態了?
社交媒體數據不僅僅有陰暗面,現在已經有不少神經學、心理學方面的研究開始利用上AI和社交媒體數據,用機器應對人性。
在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中,AI+一切大數據似乎都能提升效率,得到喜聞樂見的結果??晌í氂幸粯樱Y合了AI之后會造成大量負面影響,這就是社交媒體數據。
平時我們習慣了在社交媒體中表達情緒、表達興趣愛好,甚至會在不經意間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作為普通人而言,即使知道這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也不太會有數據泄露觀感,畢竟大多數社交媒體的信息展示權重,是按照信息熱度來的,普通用戶的個人發言很難被陌生人刻意看到。
但有了AI帶來的超強算力和數據分析能力,一切就變得不一樣了。在爬取數據之后,AI+社交媒體數據能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對于事物的反應、情緒和表達,而是可以看到一整個群體甚至整個族裔的相關信息。前一陣差點搞垮Facebook的信息泄露門,多少就體現出了大量散亂個人信息面對AI可能產生的惡果。
不過社交媒體數據不僅僅有陰暗面,現在已經有不少神經學、心理學方面的研究開始利用上AI和社交媒體數據,用機器應對人性。
推特大數據告訴你,半夜矯情這件事全世界人民都一樣
最近布里斯托大學就利用機器學習分析了英國57個城市四年內的8億條推文,得出了一個讓我們思考已久的結論——人類普遍在早晨情緒高漲、在深夜情緒低落。
整個分析過程是這樣的,研究團隊通過Twitter搜索API進行采樣,收集到了8億條推文。再從其中清洗掉所有#話題、表情符號、節日祝福語等等,并根據心理測量方式為單詞設立了標簽。
比如:情緒上的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時間導向上的關注現在、關注過去、關注未來;個人關注中工作、家庭、金錢、社會、宗教等等。
有了這一嚴格根據心理學研究維度設立的機器學習模型,對于社交媒體數據的研究會更加專業化,而不是單純靠NLP對語言文字中的情緒進行分析。
最終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天的24小時中,人類的情緒不僅僅會發生變化,思維模式也會隨之改變。
從一天的5-6點開始,人們開始進入社交媒體的表達高峰期,并且這時人們的情緒表達更為積極,關注點也比較集中在個人狀態上。隨著時間推移到7-9點,人們的情緒開始偏向于憤怒,但如果是在非工作日,這種積極而愉悅的狀態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這時人們的思維模式偏向于類別思維,想法更為清晰直接,邏輯性強,同時也會有刻板印象的傾向出現。
而到了深夜,人們的情緒表達就會轉變為消極,同時關注點也會從個人轉移到社會方面。隨著時間推移,越接近第二天的凌晨3-4點,人們的關注點就越集中在宗教之上。這一時間段人們的思維模式偏向為存在主義,即體現出困惑、焦慮、非理性、更愿意參與和分享的狀態。
用直白點的話說,一個人的大致狀態是早上起來興致勃勃充滿自信,打了雞血一樣規劃自己的人生,等到了晚上就開始心情低落胡言亂語,關注世界每個角落又發生了讓人悲傷或感動的事情,如果深夜還睡不著,就開始尋求宗教的救贖了???,這個過程是不是中國人外國人都一樣?
當社交媒體成為心理學研究助手,從一張自拍就能確診?
其實關于人類情緒的時間周期變化,在之間早就經過證實了。因為神經的疲勞、褪黑素分泌等等生理原因,我們的情緒會在一天之中呈現出不同的狀態。
雖然這次對社交媒體大數據的研究,只是再次印證了這一變化,并沒有挖掘出情緒變化的更多原因,但關于情緒周期和思維模式變化的關聯,到是第一次發現。實際上對于社交媒體數據和心理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多,從中挖掘到了很多有趣的的信息。
例如:在去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曾經進行過一項調查,調查內容是抑郁癥患者的社交媒體使用狀況。結果發現:抑郁癥患者的社交媒體平均使用時長,要比普通人高出不少。
而哈佛大學的研究則表明:抑郁癥患者在社交媒體發布照片時,更傾向于應用冷色調、褪色或黑白濾鏡。
突破不了的倫理關卡
目前來看,社交媒體數據對于心理學的作用似乎還停留在學術研究上,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社交媒體數據的心理學應用嗎?
目前來看,社交媒體數據對心理學至少有以下幾種應用途徑:
1. 作為心理狀態測量的輔助工具
除了那些直接導致幻聽、失眠等等直接表現的心理疾病之外,還有很多類型或程度的心理疾病是很難客觀感受到的。大多時候要靠面診或填寫心理狀態測量表來確認,可患者自主填寫時可能無法直接表現出自己的真實狀態。這時社交媒體中無疑透露出來的信息就可以作為支撐。
2. 群體心理狀態的評測
相比個體出現心理問題,更復雜的情況是一整個群體在經歷。例如:災難、意外時會產生的心理狀態變化。
比如:在一個公司或學校中出現員工/學生自殺,或者一整個地區遭遇了地震臺風等嚴重的自然災害。這時我們往往是沒有精力去為每一個人做心理咨詢的,也沒有辦法整體評估群體的心理狀況,頂多以集體課的形式對人群進行心理疏導。
這時利用機器學習對社交媒體數據進行研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群體對于事件的心理狀態反應。甚至對人群進行長期的心理狀態追蹤,并進行選擇性、針對性的心理輔導。
哈工大就曾經提出過一種方法,通過建立分類器對于高校學生的社交媒體數據進行研究,從而識別抑郁癥患病幾率。
實際上以上提到的應用方式,光從技術上來講幾乎沒有實現難度。雖然得出的結果不一定絕對準確,但對于心理學這項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所能提供的價值非同小可。
但這其中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倫理方面,公開發布的社交媒體數據究竟應不應該算個人隱私?從中提煉出的信息又算不算個人隱私?即使是心理疾病患者,公民應該擁有不披露自己患病狀況的權力,通過社交媒體數據發掘公民的心理健康狀況,是否嚴重侵犯了這一權力?尤其像在高校群體中應用這一技術,會不會有人因為周圍老師、同學因為這種方式,得知了自己的心理狀態,而使心理狀況變得更差?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們有時候會刻意選擇一些低效的問題解決途徑,但可以換來心靈上的安全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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