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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標識母語不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
我們一生都在不知不覺中被語言的詭計欺騙，語言結構的誘導使我們只能按某種既定方式感知現實。而一旦我們能夠意識到這個詭計，我們就有能力學會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世界。
但凡年輕的男男女女都希望“我愛你，你也愛我”。對我們而言，這里的“我”顯然是同一個人。但是，為什么用英文來說卻是：I love you，you love me？
這個愛你的我是“I”（主格），而這個被你愛的我卻是“me”（賓格），兩個都是“我”，為什么英文要特意區分兩者？
為何英文不學我們中文都用一個“I”表達得了，這不是效率更高么？
有趣的是，我們中文在親戚關系稱謂上卻分得非常清楚，比如：叔叔、伯父、舅舅、姑父、姨丈等等，但在英文中，就一個詞匯涵蓋了全部：uncle。類似的，伯母，嬸嬸，舅媽，姑姑，姨媽等也只用一個aunt搞定。
是老外都不太重視親戚關系，因此連稱謂都敷衍了事？顯然并非如此。
那么，到底這些語言上的差異意味著什么？
僅僅是些無傷大雅的翻譯問題，還是蘊含著某種更令人不安的思維差異？
一、為什么雞毛蒜皮的小事常引發劇烈矛盾？
英語人稱代詞區分主格、賓格，并非沒有意義。
事實上，兩者有所區別：主格“I”強調自我意識的主體，賓格“me”強調他人或社會對我的評價。
這么一說，我們馬上會意識到，細細斟酌，“我愛你”跟“你愛我”中的“我”，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我”：第一個“我”是你認知的自己；第二個“我”是你對象眼中的“你”。
對于任何人，這兩個“我”確實是不同的。有時甚至區別很大——這是所有愛情悲劇的根源，我們經常會“愛錯人”，因為那個你眼中的“情人”跟其本人存在差異。
當差異達到一定閾值，就觸發分手。
在這件事上，英語顯然更明智，它自覺區分主格跟賓格，顯然就倒逼著英文母語的人做一種預設：作為主體的“你我他”跟作為客體的“你我他”，從一開始就是不同的。
這種“語言倒逼著思維”思考對我們的思維模式影響極大。
不信，自問下，你（閱讀本文之前）是否會考慮，周邊的人，尤其是親近的人（父母親朋好友），對你的認知，跟你自己認為的不一樣？
多數人想必從未考慮過這個問題。這種默認是我們經常跟人溝通時產生情緒問題的根源，尤其是親近的人。我們通常默認他人高度理解我們，但現實并非如此（很多人連自己都搞不懂自己）。
我們回想下，有多少人跟親朋好友起爭執，原因并非是事件本身（那些通常都是雞毛蒜皮的破事），我們會傷心或憤怒，歸根結底是因為“被親近的人誤解”、“被欺騙”、“錯看了對方”……
但很多時候，問題是出在我們的思維底色上：由于中文語言缺乏主格、賓格，這就讓我們的思維中將很多事情“分的很不開”。
你可別小看這個小小的缺失，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解釋，為什么我們東方人很難開發出像“人格心理學、主體與意識認知、西方唯物主義思想……”等等一整套的理論體系，而西方學者卻可以。
原因正是西方語言（主要是印歐語系）“與生俱來”就暗示了上述理論體系的“底色”，這體現在意識形態層面，我們很難自主發掘。
打個比方，我們一直用白紙畫畫，于是只懂得畫“水墨畫”，直到有天引進了西方的“黑板”，你才知道原來白筆也能畫，而且能開發出一套截然不同于水墨畫的“白畫”風。
在未遇上黑板之前，我們永遠無法自主發覺白紙的問題。
類似的，不難想象，英文中“分得很開”的特點，讓他們在權利與責任、民主與自由等思辨問題上特別清醒，而我們盡管同在“現代教育”熏陶下長大，但多數人對權利與責任的問題卻總是渾渾噩噩。
但是，這并不代表印歐語系就更“優越”，漢語言的“粘稠”特點卻能讓我們在“跨領域溝通”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俗稱通感（synaesthesia）。用符號學的說法則是“跨符號系統表意”。
漢字（漢藏語系）的這種特點讓我們在藝術文化、后人本主義哲學、甚至是量子力學（理論物理）方面裝備了更好的“底板”。
比如，正是我們語言隱含的跨界隱喻性，使先祖們創造了絢爛的藝術文化，比如唐詩宋詞、山水墨畫青花瓷。短短幾字、寥寥幾筆就勾勒了出了絕美的意象。比如唐詩：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影浮動月黃昏。
或者：
山光悅鳥性，譚影空人心。
又或者是：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我們任何人一看到這些話，就能“意會”到一種無形的美。
如果你想更深刻的體悟印歐語系與我們漢字的內涵差異，不妨嘗試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翻譯成英文。
相信無論你翻譯的多精妙，習慣了印歐語系思維的外國朋友都很難理解，為什么你傷感時，花就會流淚，他們甚至會嘗試思辨，此中邏輯為何？
相比之下，西方的詩歌就顯得很硬，直來直去，我就欣賞不來（如果冒犯了西方文學，表示抱歉）。
這個語言的微小差異稍微延展下，就會產生一個讓人不安的大問題：是否不同母語的人，思維當中存在不少“暗物質級差異”，即，彼此都存在“不知道對方不知道”的區域？
如果是，那么我們的科學體系是否存在重大缺漏？
二、為什么近代科學沒在中國發生？
著名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曾談到：
人類并不僅僅生活在客觀世界中，“現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地建立在一個民族的語言習慣基礎之上……我們看到、聽到以及以其他方式獲得的體驗，大都基于我們社會的語言習慣中預置的某種解釋。
實際上，我們光是粗略的對比下漢語跟英語的微妙區別（漢藏語系“粘稠”，印歐語系“較硬”），就能從中一窺東方哲學跟西方哲學，其態度在根源上就不同。比如，如果你對古希臘哲學有所了解，就會發現無論是蘇格拉底或是亞里士多德，他們探討哲學時經常是在“思辨”，這正是西方研究哲學的態度，思考與辯論。
為什么要辯論？這背后隱含的意思是，對于世界的實質，還沒找到答案。
而東方的知識精英，諸子百家們盡管也經常辯論，但他們辯論的卻是“方法”，對于世界實質，先人們是有統一共識的——道。
他們的爭論焦點是，通過什么路徑（方法）來實現“道”。既然已有統一答案，我們的哲學就講究“體悟”，剩下的工作是如何去“感知”（踐行）它。
你或許了解，“道”的核心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边@意味著，“道無處不在”，眾所周知，近代科學的核心驅動力是“探索世界的本源”，但這個問題在東方哲學中，是已經明確的——“道”。
既然明確了，自然就沒有繼續探索的內驅力了。
后現代理論物理學對“世界本質”的結論與“道”更接近，當然，這是后話了。這也導致華裔、日裔的科學家比起母語是印歐語系的科學家更容易接受量子力學。
在關于“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這一宏大問題上，不同學者從地理、政體、人口、經濟、宗教等各個維度均做過不同分析。但我認為，在更底層的根源上，語言（意識形態）思維的差異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因素，這或許更言簡意賅的直戳要害。
三、為什么國人比西方人更愛存錢？
如果你覺得無論詩歌藝術還是科學哲學都離我們很遠，那么，我們不妨看回生活，簡單對比下東方人跟西方人的一些差異，就會意識到，語言的“微小”差異其實早已深刻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我們學生時代經常被英語中的“時態”坑掉很多分，什么“過去進行時、一般將來時、過去進行時……”中文就簡單多了，無論你是昨天吃飯，現在正吃飯還是明天將吃飯，都只需用“吃”表述，而不用再發明個“吃嘚（ed）”、“吃梗(ing)”、“將吃”等分別表述不同時候的“吃”。
那么，英語中發明時態是否純屬“吃飽了撐著”么？
并非如此。時態的存在，會在該語言的使用者心中對“過去、現在、未來”產生截然不同的意識認知。
經濟學研究發現，英語母語的人跟中文母語的人，對錢的態度有很大區別。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盡管國內信用卡已經很普遍了，但國民并沒有像美國人那樣保持提前消費的習慣，其中很大的因素是“時間觀”不同。
美國人的現在跟未來，兩者存在清晰的界限，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而國人的今天跟明天總是交融在一起的，這意味著，我們在花錢時會更大概率考慮到未來，今天即未來，因而在開銷上自然更趨向于保守，而西方人更傾向于即時享樂。
當然，并非漢語總是“言簡意賅”，比如稱謂。
開頭就提到，老外就一個aunt就把我們的“三姑六婆”給應付掉了。尤其是，中文把父系、母系的親戚分得很開，母系親戚通常稱謂還有個“外”字，外公外婆外甥……
你可別小看這小小的稱謂，它們會倒逼著孩子從小就對親戚關系高度敏感，想象下你管小姨丈叫伯父試試，肯定被你爸扁一頓。這暗示著，東方社會的運作更依賴族群血統。
這個問題背后的影響可著實了不得。熟悉政治歷史學的朋友就知道，中國是全球最早建立政治現代化的國家。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便已經構建現代政體。
現代官僚制度、非人格化的人才選拔制度（隋唐時的科舉制）都是中國的發明……但為何，兩千年前的政治現代化卻始終沒有繼續發展出經濟、法制的現代化？
前面提到的哲學根源（導致中國沒有衍生現代科學）是一個因素，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親戚關系。
如果從帝王的視角看歷史，我們將會發現，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皇權統治本質上就在干一件事：迫使家庭權力移交國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統治者清晰意識到，親戚網絡是中央集權的最大障礙，帝王希望百姓生老病死都依賴國家，而不是親戚宗族。
這個斗爭從秦朝商鞅的反家庭運動開始，一直持續到近現代。兩千多年，事實上從未真正成功過，社會運作始終高度依賴藕斷絲連盤根交錯的親族群關系。
我們設想下，當你需要投資時，找家族親戚借錢；當你找對象時，家族給你土地房產聘親；當你跟鄰居出現爭端時，由家族眾多長老協同審判……
這樣還需要什么現代法制、社會保險、契約原則或者自由市場經濟？
而西方能夠發展出“契約精神”，除了因歷史偶然導致的宗教權威獨立于政治力量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原因，是語言帶來的意識形態阻力較小。
小結下，無論是現代科學還是現代法制為何沒有在中國誕生，當代社會學者研究上述問題時，普遍缺失了對語言維度的考慮，著實是一個重大缺漏。
語言相對論（又稱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最重要貢獻者之一，本杰明·李·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就語言與思維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觀點：
人們習慣使用的語言結構影響人們理解周圍環境的方式，宇宙的圖像隨著語言的不同而不同。
這個觀點的弱假設已經得到了大量生物科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建構主義）、符號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支持。
比如，著名符號學家趙毅衡教授就從符號學角度談過：
人能夠理解的世界，不是物理世界，而是人所理解的“人化世界”，世界一旦人化，就變成了符號與物的混合。
又比如，英國哲學家費英格也提出過“仿佛哲學”的觀點：
人類為了生存，必須對現實的各種現象創立各種“虛構”的解釋。
這種解釋，同樣是以語言為背景。
那么，了解語言與思維（意識形態）的關系對我們普通人除了能吹吹牛之外，還有什么作用呢？
四、語言相對論的啟發
語言就好比思維底板的“顏色”，一旦我們現實中要處理的事情涉及到跟我們底板同樣的顏色時，我們的思維就容易失靈。
打個比方，“現實問題”是由五顏六色的文字寫成，如果你只有黑板，那么總會遺漏黑色字跡的信息，這就是為什么現實中我們總是容易碰壁還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反過來，如果我們同時既有黑板，又有白板，就能看到“全部信息”了。
語言與思維的內在淵源，給到我們第一個重要啟示：
1. 人類思維中存在“暗物質級”漏洞，溝通、社會共識比我們預想的更難
顯然，語言無法穿透表象看到本質，因此社會性交流也很難達到共識。
誠如前文所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來沒什么大矛盾，有多少至親的情感破裂，都是因為“低估了溝通難度”造成的？
類同，民族間、國家間的矛盾，不少也是源自共識問題。
所以，人之為人，更成熟的姿態是，在溝通、協作、處理情感關系時請保持謙遜、謹慎。
沃爾夫生前的最大心愿，是開發出一門“世界語言”，容納、互補不同語言的優劣勢，而目的，正是為了盡量填補人類思維中必然存在的“暗漏洞”。
這與著名計算機科學家杰拉爾德·溫伯格（Gerald M. Weinberg）提出的“廣義互補性原理”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即我們可以利用語言相對論的原理，發展更多元且互補的精細化思維。
這正是第二個啟示，雖然“世界語”離我們很遠，但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逐漸填補思維的缺漏，實現的路徑是：學習一門新的外語。
2. 通過學習外語獲得互補思維，提升認知能力
前面談到了，漢語系（粘性特點）雖然在“跨領域遷移”方面具有優勢（更擅于處理藝術美學），但是，我們的思維在“思辨”方面卻非常含糊。而思辨能力，正是英文（印歐語系）的底板優勢。
我們生活、工作中不少愚昧、幼稚的決策，正是因為缺乏思辨導致的。
比如，一些典型的婆媳矛盾，實質就是“小家庭、大家庭”權利責任含糊在一起引發。
職場上，很多矛盾的根源亦類同。
倘若矛盾雙方，哪怕一方具有較強思辨能力，至少能夠看清問題根源出在哪里，進而尋求解決之道。
如果你以前一直排斥英語學習，那么這一點也給予你一個強大的學習內驅力——為了更好的獲得多元化思維。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學生時代剛接觸英語時，就明白這個道理，那么對英語的理解及成就將遠非今日可比。
我在之前的專題“隱喻潛能”中推導過一個重要結論：體驗豐富的環境能提升大腦的認知能力。
事實上，學習外語正是“獲得豐富體驗”的方式之一。
當下社會一個確定的發展趨勢是，貼近人文、人性、美學，與創造力有關的能力將越來越有價值。而提升創造力，最重要的路徑就是獲得多元的文化體驗。
喬布斯對美學的苛求是出了名的，但他可不像某些領導人一樣只會指手畫腳提要求。為了獲得最佳的蘋果美學設計上，他做了大量功課，充分吸納了東方的青花瓷、古希臘雕塑、禪學“空”的藝術特色，這衍生了一種獨特的美感。
現實中，一些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戀者特別具有創造才能，不排除跟這類群體同時具備雙性思維有關。
本文亦傳遞了一個大好消息：你無需改變自己的性取向，也能習得更多元的思維。
經典的心理學研究，亦支持多元化能提升創造力的觀點：
處于主流社會之外，能說兩種語言或能接觸到其他文化，有利于創造性的發揮。
作家村上春樹在談及寫作時，曾說到：
練習寫作時，先用英文寫，再翻譯回日文，長此以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奇特”的文風……
這正是“村上式文風”的秘訣。
我認為，這里面的道道，正是村上在無意中，同時糅合了英文的思維優勢跟日語的思維優勢，這就比單一語言傳達出更“豐富”的意義。
尾聲：平行世界觀將是未來人才的標配
眾所周知，將世界變成今天的樣子，塑造我們的世界觀，主要“歸功于”當下的科學體系。
但科學語言，是以西方印歐語系為基礎。既然任何一種語言都存在它的“原生缺漏”，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當下的科學體系同樣存在不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黑洞（當下社會各種劇烈的矛盾已經充分體現了）？
無獨有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亦同樣批判過西方科學。尤其是心理學、生理學、社會學，這些領域進行實驗研究時，高達96%的抽樣群體都局限于WEIRD群體。
*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sed,Rich,and Democratic的縮寫，即來自西方、受過教育、工業化、富裕、民主
這些實驗結果推導的理論真的能適用于“思維底色”截然不同于印歐語系的其他種族么？
顯然不行。生搬硬套單一的科學結論存在未知的風險。這正是我在思考問題時，往往需要從跨學科的交叉論證中尋求答案的原因。
文學家、藝術家往往比常人更先察覺到思維中隱含的缺陷。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有句話說的好：
檢驗一流智力的標準，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大腦中同時存在兩種相反的想法，還維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薩丕爾-沃爾夫語言相對論”揭示了思維的重大秘密：
我們一生都在不知不覺中被語言的詭計欺騙，語言結構的誘導使我們只能按某種既定方式感知現實。而一旦我們能夠意識到這個詭計，我們就有能力學會以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世界。
#專欄作家#
李少加，公眾號：少加點班，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哆M化式運營》作者，“基于用戶視角的用戶養成運營框架”提出者，互聯網商業獨立研究者、運營管理專家。
本文原創發布于人人都是產品經理。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題圖來自 Pexels，基于 CC0 協議
good
wow，第一次意識到還可以從語言底層分化來理解中西方社會文化差異的，學習了
嗯嗯，主要是啟示一個新的洞察視角~僅供參考（抱拳）
感謝分享，很有啟發性，期待更多更新美好獨特的觀點 ！大贊！
嗯嗯，謝謝~會繼續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