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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標識高風險用戶有借貸自由嗎？
借貸自由，一直都是個復雜的問題，難以用三言兩語說清其中的道理與緣由。
“90后的你，負債多少？”這是知乎上的一個提問，2.2萬人關注，2530萬次瀏覽，7300多人作答。問題后面附帶一個投票，3800人參與，44%的人選擇0負債，21%的人負債1萬以內，當然，也有18%的人負債十萬以上。
只看投票結果，我們還能理性地得出結論，年輕人負債整體可控，過度負債仍是少數；但若瀏覽熱門回答，過度負債答主們的個中心酸、曲折滋味，作為從業者也難免要質疑借貸的合理性了。
年輕人借不到錢時，我們批評銀行不作為，放貸不積極，我們強調借款是一種權利；年輕人借了太多錢時，我們又反思金融機構太激進，一心只想著賺錢，也不看看借款人有沒有還款能力。
怎么好話都讓“我們”說了—— 一面強調借貸是一種權利，一方又批評并非每個人都享有借貸的權利。并非“我們”善變，而是矛盾的心態，對應的往往是復雜的問題。比如借貸自由，就是個復雜的問題。
01
對金錢的無止境追求和借貸意識的覺醒被視作現代資本主義的萌芽。18世紀，本杰明·富蘭克林曾這么勸誡當時的美國人：
“金錢的本質就是增值。錢能生錢，錢子能生錢孫。誰要是殺死了一頭母豬，就等于殺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頭豬；誰要是浪費了五先令，就等于謀殺了它所能產出的一切——不計其數的錢?！杏?，借貸就是金錢。如果有人借錢給我，就是把這段時間中我用這筆錢賺的錢送給了我?！?/p>
作為美國開國三杰之一，富蘭克林說出這些話時，背后不是商人對金錢的貪婪，而是政治家對一種新的生活準則的倡導。
就當時的美國民眾來看，勞動并非勞動者的“天職”或“義務”，只是謀生的手段；企業家追求盈利是受道德拷問的，因為“追求超過自身需要的物質利益”，有違宗教教義。
在這種生活準則下，大家工作只是為了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而非追求金錢本身。如果一天的生活成本是100元，5個小時掙夠100元就夠了，很少有人愿意工作10小時掙200元，。一如我們看當前非洲、東南亞等一些地區的勞動者，干一個月，玩兩個月，錢花完了接著再找工作，就是這個狀態。即便是企業家，也是“佛系”經營、“佛系”競爭，每天工作五六個小時，下班后和競爭對手們還能一起聊天喝茶、切磋人生。
這種生活理念本身沒有問題，卻會導致工廠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也缺乏激勵工人干活的手段，不利于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富蘭克林對新生活理念的提倡，雖然在當時被守舊派指責為“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榨錢”，對推動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有重要意義。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就把富蘭克林提倡的這些準則追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核——以職業的精神，系統地、合理地追求合法利潤。
當然，富蘭克林一人的倡導無力改變人們的生活理念，更核心的力量是宗教改革帶來的觀念轉變。當時，新興的宗教改革家認為，信徒勞作的目的是增加上帝榮耀，其在職業中表現出的責任心是其“蒙召獲救”的重要前提。
在這種新教倫理下，宗教提倡信徒要勤勉勞動，浪費時間是萬惡之首——時間無限寶貴，損失任何時間都等于減少為上帝的榮耀而進行的勞作；要在固定職業中勞作——沒有固定的職業，一個人只是不穩定地臨機勞動，游手好閑的時間會超過勞動時間。
宗教并非提倡人們追求利潤，但在世俗世界客觀上帶來了這樣的效果：企業家找到了不竭動力去創新、去擴大再生產；勞動者則更容易服從管理、愿意學習適應新的工作流程，主動在計件工資的指揮棒下獻祭自己的時間。
一如馬克斯韋伯所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需要人獻身于賺錢這種‘天職’”。當人們把自身獻祭于工作時，現代資本主義就誕生了。
要生產，就需要本錢，借貸也隨之繁榮。于是，宗教倫理的推動、金錢意識的覺醒、借貸理念的轉變疊加工業革命的推進，現代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從萌芽走向了主流。
02
慢慢地，不需要宗教理念的推動，人們也開始自發追逐金錢、追求利潤，財富增長褪去了宗教倫理的外衣。而借貸，為財富增值添加杠桿效應，愈發受到市場追捧，成為市場經濟體系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人們很快就發現，借貸，既是市場經濟的發動機，也成為經濟危機的根源，成也借貸，敗也借貸。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在《債務危機》一書中總結過借貸的利弊：
“由于信貸同時創造了購買力和債務，因此增加信貸是好是壞，取決于能否把借款用于生產性目的，從而創造足夠多的收入來還本付息。如果能夠實現這一點，資源就得到了良好的配置，債權人和債務人都能從中獲利。否則，雙方都不滿意，資源配置很可能就不甚理想?！?/p>
換言之，如果負債能產生足夠大的經濟效益，能使債務得到償還，則借貸就是件好事。負債本息是確定的金額，難點在于，我們該如何衡量經濟效益？
企業負債用于擴大再生產，效益體現為商品銷售凈收入。負債形成于當下，效益產生于未來，當下負債是明確的，未來效益卻有不確定性。當企業主對未來很樂觀時，100元的投入預期能帶來200元的收益，還本付息綽綽有余，往往會加大負債力度，開足馬力向前。如果預測成真，皆大歡喜；但市場是多變的，如果100元的投入只帶來50元的收益，企業可能會被過度負債帶來的高杠桿壓垮，破產倒閉。
從單個企業推及到整個經濟體，這種負債與效益的不匹配性成為經濟周期的重要驅動力。大體上，高負債，總是先催生經濟繁榮，繼而帶來危機苦果，周而復始，與經濟周期融為一體。
站在金融監管者和宏觀調控者的角度，總是對高負債心生警惕，但也是又愛又恨。因為高負債固然有風險，低負債更有問題。低負債通常意味著投資低迷、信心不足，錯失潛在發展機遇，帶來失業問題，更是有損經濟體的長期競爭力。
就像我們“寧要通脹不要通縮”一樣，在負債問題上，也是“寧要高負債不要低負債”。尤其是危機后的復蘇階段，不能不依賴負債加杠桿這劑春藥。而負債加杠桿，高到一定程度，便必須著手去杠桿，否則，負債的好處越來越少、壞處越來越多，從有利變成有害了。
2014年末，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52%，遠高于G20（包括中國）平均水平，2015年起，我國開始有意控制企業部門杠桿水平。同時為了穩增長，開始鼓勵居民部門加杠桿，消費金融迎來了黃金期。
03
但個人負債與企業負債，邏輯全然不同。
企業負債投資，投資產生收入，收入還本付息，現金流具有自償性，在邏輯上，只要經營不出問題，借多少都是可持續的。比如，很多企業，負債常態化高于凈資產（即資產負債率>50%），運營上根本沒壓力，變態如銀行，10倍杠桿也能穩健經營。
個人就不同了，個人負債消費，沒有自償性，借的越多、壓力越大，很快就會遇到天花板。借錢買一件你買不起的東西，是在向未來的自己借錢，當下借錢買買買，未來必須緊衣縮食償還債務。但人是不理性的，個人借錢通常缺乏規劃，當下借的太多，未來緊衣縮食已無法覆蓋還本支出時，債務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對于居民加杠桿，監管者通常會更謹慎。經過三年左右的高增長（2015-2018），018年監管層便開始警惕居民杠桿問題。
實體企業部門仍在降杠桿，從信貸供給的角度，居民部門不能再降杠桿，否則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于是，居民部門開始控杠桿，控制過快增長，把多余的信貸資金導入小微企業。2018年下半年以來，小微金融和民營企業融資問題成為社會熱點，政策加碼，國有銀行率先垂范，互聯網巨頭也吹響B端產業互聯網的號角。
但與2015年前后企業貸款轉向消費貸款的順暢度不同，這次從消費貸款向小微貸款的熱點切換，并沒有預想中順利。
誠然，銀行業過去一年的小微金融成績喜人，尤其是國有銀行，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績。截止2019年9月末，五家大型銀行小微企業貸款余額是2.52萬億元，較2018年末增長47.9%，超額完成全年任務；年內新發放貸款平均利率僅為4.75%，比很多中小型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都低。
但這么低的利率，只能覆蓋是小微群體中的優質客群，即被中小金融機構服務了幾年或十幾年的資深貸款企業，風險相對較低：或有充足的抵押物，或依托供應鏈核心企業信用，或有優質的硬數據（如稅費、交易等）。國有大行憑借極低的利率優勢“掐尖”，中小金融機構被迫下沉，尋找資質稍次的小微用戶，因數據積累、場景成熟度等方面原因，遲遲無法突破風控關。
由于小微信貸仍在起步階段，信貸承接力有限，面對個人加杠桿的快速提升，只能空中加油，無法停車檢修：即一邊要維持個人貸款的正常增速（變超速增長為正常增長，以確保整體信貸增速與GDP增長的適配性）；一邊著力調結構、控利率，壓降高風險群體的借貸規模。
于是，高風險借貸群體，成為居民高杠桿下所有壓力的集中出口。
04
打壓高風險借貸群體，很得人心：得C端借款人維護，因為人人覺得自己低風險；得持牌機構維護，反正也不是它們的目標客群；得輿論媒體維護，那些報道多時的暴力催收高利貸新聞，終于有了說法。
利益受損的，不過是無證放貸機構、不過是高利貸、套路貸分子，可是別忘了，還有那些被貼上高風險標簽的用戶。
金融機構不是福利組織，不負有救濟高風險用戶的責任，這一點慢慢成為共識。
問題是，風險高低，定義權掌握在金融機構手里。你覺得你風險低不重要，金融機構覺得你風險低才重要，不要你覺得，要金融機構覺得。
用戶風險狀況是一種客觀現實，金融機構風險識別則是主觀判斷，主觀判斷一定能契合客觀現實嗎？顯然不是這樣。
猶記得幾年前，在商業銀行眼中，只有公務員、央企員工、代發薪用戶、有房一族等寥寥幾類人是低風險用戶，其他用戶一律歸為高風險，恕不招待。結果是什么呢？
70%以上的用戶都被銀行貼上了高風險的標簽（如2015年央行征信有信貸記錄人口占比為26%左右）。
現在情況好了很多，那是因為一大批互聯網機構、小貸公司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當時的所謂“高風險群體”積極探索、主動服務，變無貸戶為有貸戶，變“高風險用戶”為“低風險用戶”。在這個過程中，用戶本身也許沒有變化，只是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能力提高了，有能力把真正的好用戶挑出來。
可挑選的前提是得讓金融機構去接觸這些高風險用戶，風險識別能力需要在實踐中鍛煉、在失敗中成長。所以，當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把高風險群體拒之門外時，誰來幫那些被貼上高風險標簽的低風險客群撕掉標簽呢？
好在，金融本就是受調控行業。我更愿意相信，此時對高風險群體關上大門，只是基于調控需求，為了在行駛中維修車輛，待特定群體的高杠桿風險解除后，我們會把關上的大門重新開啟，鼓勵金融機構服務高風險群體，慢慢揭掉貼在高風險群體身上的高風險標簽，這才是普惠金融的意義所在。
05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馬克斯韋伯感嘆道：
“民族或宗教的少數派，即和統治者相對的被統治者集團，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團體之外，更容易傾向于投身于營利的道路上，其具有天賦的成員，沒有機會出任國家公職，只能在經濟領域內實現其野心。近兩千年來的猶太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p>
同樣的，被剝奪借貸自由的“高風險群體”，被排除在正規持牌機構的視野之外，他們的借貸需求只能轉向地下高利貸，直至變成真正的高風險群體。
我想，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專欄作家#
薛洪言，公眾號：洪言微語，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碩士生導師，關注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與銀行轉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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