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9,第三方支付行業之變
本文講述了從2017到2019年,第三方支付的發展狀況以及外部環境對第三方支付的態度。
中國的錢包制造商,太難了。
有著“中國縫制設備制造之都”美譽的浙江臺州,如今已經找不到專門生產錢包的企業了。
要知道,這里的路橋區峰江街道,在2017年之前曾有300多家箱包廠商,其中半數以上都生產錢包。
現在,要么砍掉生產線,要么轉型。
錢包產業的制造利潤,降至冰點。
即便是中國最大的小商品生產基地——義烏,也僅僅只有很少的人生產錢包,而且多半是外貿單,用于出口,生產要求極高,但銷量同樣在下滑。
時代在拋棄錢包生產企業時,連個招呼都沒打。沒有人能料到,打敗錢包廠商的,竟然是生產手機的。
而這,僅僅是移動支付發展洪流中,所產生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影響。
高山之后必有峽谷,打敗錢包產業的移動支付也有起落。2017年,移動支付的發展開始“落”了。
站在2019年的年終回頭看,2017年是第三方支付的強監管年。這三年,可以稱得上是第三方支付的寒冬,而現在,乍暖還寒。
一、監管之變:管理到治理
2017年之前的第三方支付機構,日子過得相當滋潤。
線上有不斷增長的電商交易、發展如火如荼的互聯網金融,線下有橫掃國內的條碼支付,再加上讓支付機構“躺賺”的備付金利息,以及見不得光的黑灰產,支付機構的利潤率,并不比讓自己人都“不好意思”的銀行差。
不過,躺賺的好日子很快就到頭了。
源頭是《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國辦發〔2016〕21號),其中對于第三方支付提及了三個方面的整治:備付金管理、斷直連以及無證經營。接下來的政策組合拳,開啟了第三方支付的強監管之年,監管在行業中所刮起的風由微風陡然轉為颶風。
在2017年,僅是文件號就有響徹行業的10、209、217、281、296、248等政策,還有14、45、21等其他文件。監管范圍從上到下涵蓋了清算組織、金融機構、支付機構、收單及聚合支付機構。
文件很多,政策很多,但是中心很明確,即“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有關部署,落實國務院關于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管理的主旨也很明確,對經營支付業務的機構,要“斷直聯,清理無證經營,保證合規,繳納備付金”。
隨后兩年的政策與執行,基本遵循了上述文件的精神。
到了2019年,情況有了些許變化?;ソ鹫喂ぷ鞒晒@著,網貸風險基本出清,轉型有序進行。而第三方支付已經全面完成斷直連工作,解決了多頭連接、內部黑箱操作的風險。備付金全額上繳將“灰犀?!标P入籠中。無證經營全面查處,二清、黑灰產等違法違規行為基本得到整治。
治“亂”是手段,發展才是目的。從今年陸續發布的一些政策能夠看出,支付強監管仍會持續,但主旨已經從整治轉向發展。
首批“名錄登記”企業落定、給支付機構備付金計息、促進條碼支付的互聯互通……,基于互金整治思路的“管理”逐步向行業發展的“治理”過渡。
二、市場之變:雙寡頭到三國殺
2017年,經過幾年的發展,移動支付行業已經基本被支付寶、微信兩大支付巨頭壟斷,其他的拉卡拉、蘇寧支付、快錢等機構各自割據一方。
很多人認為行業“雙寡頭”的格局或許將就此穩定。然而,互聯網經濟的模式下,從來都不缺少挑戰巨頭最后也成為巨頭的案例。
于是,并不甘心在條碼支付市場全面潰敗的銀行系支付產品來了——銀聯云閃付以一種“王者歸來”的姿態,向兩大巨頭發起了沖擊。
作為“國家隊”,銀聯云閃付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有數十億銀聯卡作為基礎,有全部商業銀行的合作支撐,有中國銀聯十幾年的品牌背書,有打通銀行體系的“統一超級賬戶”,再輔以“銀聯62節”的大力補貼,云閃付的用戶量、交易金額都呈現指數級增長,并在交通出行、日常生活等民生領域的場景廣泛布局。截止2019年9月5日,云閃付APP用戶數已經突破2億。支付市場格局真正的由“2+N”成為“2+1+N”,進入三國爭霸時期。
可以預見,短期內,“三國殺”的格局仍將持續。但是,在條碼互聯互通、刷臉支付、外資開放等新技術、新規范、新資本的沖擊下,行業格局如何仍然等待后來者書寫。
三、支付機構之變:買買買到賣賣賣
支付業務許可證(簡稱“支付牌照”)從2011年誕生到現在,從來都不缺乏收購與被收購的新聞。
到2014年底,牌照審批基本停止,2015年僅有兩家機構新獲支付牌照,此后牌照審批停止??傆?71張支付牌照看似不少,但最有價值的“互聯網支付”牌照,卻僅有100多張。
想要獲得支付牌照,無疑只能通過股權收購的形式。牌照資源的稀缺性與互聯網巨頭的剛需,催生了支付牌照的二級交易市場,并在2016年達到頂峰,從2017年開始下滑。
根據公開信息,2015年有近10起支付機構的股權交易,2016年近20起,并在當年產生交易最高價格——30.39億元(海立美達收購聯動優勢),2017年則僅有10起左右。
以百度搜索指數對于“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熱度,更能看出市場對于支付公司關注的熱度(見圖1)。
不過當時的市場環境,更多的是“賣方市場”,支付牌照近似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巨頭們基于自身需求和對未來支付牌照放開的不確定性,紛紛打起了收購的主意。
再看2019年,支付機構的股權交易熱度雖然有所冷卻,但同樣數量不少。年初有萬輝化工收購得仕股份,近期也有PayPal收購國付寶、Wirecard收購商銀信。
看起來都是支付牌照的買賣,沒什么不同,其實質卻已經發生了變化。
2017年是賣方市場,支付機構惜售,價格、條件不合適的情況下,自然不能成交。
2019年以來則不同,需求方由原來的國內巨頭,又新增了國際巨頭,但這并未造成支付牌照交易的供不應求。
究其原因,支付牌照的供給方增加了。經過了近3年的強監管和整治,中小支付機構面臨的經營困境,使很多人產生了“變現離場”的想法,賣牌照自然是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交易市場已經近似成為“買方市場”。
除此之外,買牌照也可能不再是獲取牌照的唯一方式了,支付牌照放開或許成為可能。在這種心理預期下,買方自然對牌照資質更加挑剔。
四、雙向開放:走出去到引進來
2017年,在第六屆支付清算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以“支付產業全面開放”為主題,全面闡述了支付開放的政策、意義、原則和舉措等。
央行講話所透露出的信息,顯示著我國支付產業雙向開放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自移動支付發展以來,我國支付產業在“走出去”上已經小有成就。中國銀聯作為卡組織,對外不斷拓展合作國家,支付寶、微信、銀聯云閃付基本遵從“國人走到哪,支付服務就到哪”的原則,滿足出境游用戶的需求,在熱門的東南亞、日本、韓國等旅游地,布局較多。
有趣的是,三者在國內的競爭同樣延續到了國外,因此也間接地將聚合支付機構帶到了國外。當然,其它如蘇寧支付、聯動優勢、首信易支付等機構同樣在細分領域有所斬獲。
與“走出去”對應的,支付服務的“引進來”卻一直缺乏實質性進展。
不過在2019年,外資終于進入支付領域。PayPal通過收購國付寶股權的形式,以商業存在的形式進入我國支付市場,隨后德國的Wirecard收購商銀信,也進入我國支付市場。
雖然國內的移動支付市場發展已經領先世界,在價格、產品上更具競爭力,但國際支付巨頭在全球的支付類牌照布局,以及跨境支付的經驗,將給支付產業帶來一個全新的競爭勢力,和打破市場格局的機會。
五、場景之變:C端消費到B端產業
如果追溯支付在B端的發展,要比2017年早的多。支付寶、微信分別背靠全國最大的電商平臺和社交平臺,在C端的移動支付市場占據90%以上的份額。這種很難被撼動的市場地位,使得其他支付機構或者成為它們的服務商,或者去C端之外的市場競爭。
2017年對備付金存管、互聯網金融等支付業務的整治,客觀上促進了支付機構向產業深入,由原來的僅僅提供前端清算,深入到企業采購、交易、銷售、資金管理等環節。蘇寧支付、快錢、匯付天下等支付機構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9年以來,更多的支付機構開始探索在高速出行、公共交通、醫療衛生、政務服務等場景的支付服務優化,對于深入產業提供支付服務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這方面來看,監管的政策無疑是極其有效的。支付作為最基礎的金融服務,不管是“支付+”還是“+支付”,最重要的就是服務實體經濟,實現支付效率與安全的提升。否則,躺在備付金利息和暴利黑灰產產業鏈上的支付機構,又有什么動力挖空心思去做又苦又累還賺的少的行業服務呢?
回顧這三年的監管,其實很多措施都是為了整治歷史發展中的亂象,促使支付業務回歸本源。例如與銀行的直連、亂連,濫用、亂放支付接口的二清,備付金的違規挪用等,這些風險都已基本解決。雖然互金整治工作將“強監管”烙在了支付行業上,但回過頭來看,又何嘗不是撥亂反正,對行業發展的糾偏。
吊詭的是,支付行業的健康發展與否通常和從業人員的處境背道而馳。
這三年,行業發展積極向上,從業人員境遇“積極向下”。從“監管不會這么狠”到“支付沒法干了”,再到“寧可不做,也不要觸線”,真實演繹什么叫“心理健康的自我調節”。
業務范圍從一線城市拓展到十八線縣城的“下沉市場”,從國內到東南亞,再到沙特、尼日利亞,真的跨過了山和大海,也穿過了人山人海,走過了一個支付從業人員的“平凡之路”。
即便如此,支付機構仍然是幸福的。作為從業者,老板不用號召不跑路,高管沒有牢獄風險,員工不用離職之后退工資。我想,這是來自于監管及時為行業降溫的最顯而易見的福利,也是移動支付之所以成為“新四大發明”之一的重要前提。
來源:蘇寧財富資訊
作者: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大智
本文由 @蘇寧金融研究院 原創發布于人人都是產品經理。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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