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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普遍富裕+差異富裕；不是在先富后富之間強行拉平，而是先富帶動后富。

共同富裕是發展基礎上的共富。「富?！故堑谝晃坏囊?，「共富」是進一步的追求。

道理也很簡單：先得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好蛋糕。

將「發展池子」里水位積蓄得足夠高，將財富總量積累得足夠多，方能更好地實現高水平的再分配。

也就是說，先有「富?！?，再有「共同」。

共同富裕要把握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不是說只要效率不顧公平，也不是說只要公平不要效率，前者通往的是高基尼系數與結構性失衡，后者導向的是社會無活力也無公平。

就此而言，「先富不管后富」不合理，「打倒先富搞分家產式共富」也不妥；「為富不仁」不可以，對先富者反向扒皮、拿走分掉也不行。

渲染要「均貧富」，借機挑動「群眾斗群眾」，更是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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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共同富裕是要將蛋糕先做大再分好，是先做加法再做運算而非光做減法，那或許也該厘清部分常識：

企業或個體助力共同富裕，絕不只有「把××上交給國家或人民」一種方式。

對企業而言，助力共同富裕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積極創新，創造財富，依法納稅，增加就業。

就像我們每個人為國家做貢獻的基礎性路徑就是：過好自己的生活，做個合格的納稅人。

說到底，稅收是再分配的基礎，就業是民生之本。沒有足夠大的稅源池子和就業容納器，「共同富?！闺y有依托。

尤其是我國經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錨定了發展路徑的背景下。

企業用自身的高質量發展為國民經濟整體性高質量發展做加法，就是為共同富裕添磚加瓦。

所以秦朔老師說：做一家對利益相關者負責、可持續發展的好企業，這本身就是對共同富裕的最大貢獻。

比起一家有錢就捐贈的企業，一家能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尤其是幫助更多低收入者的企業，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會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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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說，企業不需要回饋社會。很多企業本就受益于改革開放大潮，是發展紅利的獲得者，「取之于社會，回饋于社會」本在情理之中。

這些年來，做「社會企業」業已成為很多企業的共識。

可以看到，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很多企業就積極解鎖踐行社會責任的「正確打開方式」。

據全國工商聯數據，截至2020年6月底，參與「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臺賬管理的中國民營企業有10.95萬家，通過產業、就業等多種形式對貧困戶進行幫扶，共帶動和惠及1564.52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鄭州暴雨后，阿里和螞蟻緊急捐款2.5億，騰訊、字節跳動等也馳援1個億，就闡釋了「大要有大的樣子」。

這些也跟「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地回報社會」吻合。

但需要廓清的觀念誤區是：現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重要了，三次分配是關鍵——這是當下一種流行的論調。

按照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說法，三次分配分別對應著「酬」、「稅」、「捐」。

照有些人的意思，那就是「酬」、「稅」的優先序降低了，最重要的是「捐」。

可這顯然跟十四五規劃里的安排不符——依照十四五規劃，扎實推動共同富裕，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要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發展慈善事業。

這里面，初次分配是基礎，再分配是關鍵，三次分配是輔助。

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今天就推了篇文章，叫《三次分配不可少，一次二次更重要》。

他之前也說：無論在哪個社會，第三次分配所占的比重都是不可能太大的，所起的作用都是很有限的。大部分屬于救急不救窮的范圍。關鍵還是要解決首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問題，這兩次分配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還是應當多從這兩個方面做文章，尤其是第二次分配的公平性。

增加合法的勞動所得收入，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把政府職能缺位的民生短板通過再分配盡快補上，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依舊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

正確的判斷理應是：初次分配效率優先，再分配重在公平，第三次分配彰顯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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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對應的，是對企業助力共同富裕的履責方式，也該有更清晰合理的認知。

在初次分配上，在提質增效的發展中，吸納更多就業，并完善薪酬激勵機制，努力藏富于員工；在二次分配上，努力貢獻更多稅收，讓國家有足夠的財政實力去補齊民生短板；在第三次分配上，以「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去回報社會。這其中，前兩者是夯基壘臺，后者是錦上添花。

這就需要，企業更多地將履責與自身業務嵌合，把行善跟擅長領域結合，讓社會創新(CSI)與企業社會責任(CSR)同向，進而助益共同富裕。這樣也符合學者邁克爾·波特提出的「戰略性地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內涵。

而秦朔老師也說：中國企業家公益的升級路徑是，從捐，到助，再到創。

「創」，就是圍繞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議題創造價值。

拿互聯網企業來說，很多大平臺不僅是大手筆捐贈迭出，還用「互聯網+慈善」匯點滴為涓流、化涓流為江海。

而就夯實基礎來講，互聯網企業還得在擴大就業、帶動價值共創層面持續發力。

孫立平就說，他查了下，「僅僅阿里巴巴平臺上的商戶，去年電商銷售的增量達到了1萬億元，要知道199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才3.5萬億，這背后其實就是無數商家、店主、農戶收入的改變，用商業模式創新提高產出和效率，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得可分?！?/p>

2020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報告也提到，2019年阿里巴巴經濟生態共蘊含就業機會6901萬個，其中新基建創造就業機會超過千萬。它還帶動了產業上下游相關領域發展，帶來了市場半徑擴大、分工細化，幫助很多小企業獲得了大量發展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年來，受疫情和經濟周期影響，很多中小企業的日子并不好過。無論是著眼就業，還是立足稅源，這都是將「共富」場景往下拽的掣肘因素

而阿里就通過數字化提升、內銷開拓、企業出口、金融扶持等措施，助力一大批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幫助其在幾重沖擊下「活下來」。其電商、Alot（人工智能物聯網）、物流配送、金融信貸及數字化等服務功能，也幫許多中小企業提升了長遠性的風險抵御和價值創造能力。

以制造業為例，阿里的C2M模式和「云釘一體」、「螞蟻鏈」等產品形態及「犀牛智造」等平臺，都在著力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轉效率，幫中小企業在降本增效中把蛋糕做大。

到頭來，大平臺服務和帶動小企業，大小企業共生同進，這未嘗不是一種「先富帶動后富」。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部分互聯網平臺們在助力共同富裕上的價值所在：平臺的帶動力，就是共同致富的助推力。

數據就顯示，阿里騰訊抖音美團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很多小企業也附著在平臺生態上實現了創富。

促進共同富裕，需要更多這樣的價值共創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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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在促進共同富裕上，社會該有對企業多樣化履責形式的包容。

大企業盡己所能地服務小企業、擴大就業、增加納稅，和在向善價值的指引下做公益，都是對「共同富裕」的響應。

促進共同富裕，也需要大企業以多種方式做出大貢獻，而不是要棒殺大企業。

進而言之，促進共同富裕，要的是在產權保護基礎上，凝聚起助推共富的向心力。

「劫富濟貧」，自然是誤讀政策；

趁機逼捐，同樣是會錯了意。

雖然總有人盼著「劫富濟貧」，但那肯定不是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道理還是那句：打倒了富人，也未必能讓窮人富起來。

本質上，「允許先富」跟「促進共富」是一體的，二者不是互斥關系，而是要在兼容中著力實現「富富與共」。

作者：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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