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導語：溯源“黑話”，其發展其實由來已久。在古代，黑話是區隔于主流話語體系的某種話語，只在特定的圈層內傳播。衍生至當下，“黑話”體系出現了互聯網黑話這一分支。某種層面上來講，互聯網黑話的存在的確阻礙了人們之間的溝通。但是互聯網黑話的存在并不能因此被簡單否定。對任何一種存在，我們都應該從多方面進行衡量和推導。

年長者看不明的網絡流行語，外行人聽不懂的專業術語，各種“黑話”似乎是信息時代阻礙交流的最后障礙。嘲諷黑話成了樂事，批判黑話成了正義。

但從古至今，黑話像野草般頑強，只因為這種語言自由是對權力的隱秘反抗。

相關文獻曾粗略統計，在我們生活的這顆藍色星球上，曾有過兩萬多種語言，有的語言存活下來成為主流語種，有的語言在歷史的長河里漸漸湮滅。目前，大多數廣為使用的語言，皆是經過時間洗滌留存下來的生命力強悍的語種。因為全球化的影響，頗多小眾語種與瀕危動物相類，處于消失的邊緣。

古典時代語言多元，與彼時交通不便、信息阻塞有頗多關聯。大地廣袤，山河萬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國寡民式的生活，使得諸多方言在特定的地理空間繁茂生長。

比起囿于特定空間的方言，三類語言在古典時代極具空間穿透性：一類是權力推動的主流語系，一類是商業語言，另一類則是江湖秘語——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黑話”。

一、只流通在特定人群中的黑話，是江湖私鑄的話語貨幣

權力推動的主流語系，承載著每個國度的政治與文化火種，當然會以行政手段，由上到下層層強制的普及。商業行話與江湖黑話，則因民間貿易的流動與江湖游俠的浪跡天涯，從而從一個地方流轉至另一個地方。

據考證，中國的“黑話”大抵起源于唐初。因唐時政治開明，經濟昌盛，貿易往來繁多，商賈之流為了賺取利益的秘事不被他人所窺視，在交易時逐漸形成了一種內行人才懂的語言，俗稱隱語、唇典、春點、切口等。

后來，這種小眾語言的觸角，延伸至市井的日常避諱，延伸至手工業小作坊，延伸至浪蕩江湖的游俠兒，并漸漸成為江湖俠士的秘密交流工具。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里的梁山好漢們，便依靠各種各樣的“江湖切口”在茫茫人海里互相識別。

“黑話”誕生于貿易，初看上去似乎頗為古怪，但只要仔細地梳理一下“江湖”這個詞，便可發覺其與商業的潛在關系。

中文里的“江湖”是一個引申詞，與它對立的，不是山巖，而是廟堂。

廟堂即朝廷，代表政權與律法；江湖即民間，代表平等與自由。這與“江湖”一詞原本指涉的水之流動性有關，水是自由的，水也是不怎么受約束的，而貿易往來也需要物物互流與寬松氛圍。

古典時期最著名的商人陶朱公范蠡，在幫助越王勾踐成就復國大業之后，遠離廟堂的管控殺伐之氣去做生意，卻被古典知識人稱為“放浪江湖”，唐代詩人高適曾寫過“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的名句，表達對莊周、范蠡等江湖人物才擁有的自由的艷羨。

古典時期的貿易通商，不但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許可，還要獲得民間勢力的認同。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沒有民間勢力的認同，生意很可能就無法繼續做下去了。而江湖，魚龍混雜商匪一家，為各方民間勢力的統一稱呼。中國的帝制時代一直重農輕商，以家國名義出現的商業團體和組織比較少見，往往是民間行會在主導商業往來。

因此，行會之間有行話，生意人之間有生意經。直至清朝末年，各種賣藝、賣藥、賣針頭線腦的小販、小生意人，都被民眾稱為走江湖的。在江湖中，各行各業做正當生意的話叫行話，做偏門生意的話則叫黑話。

行話與黑話，是貿易通商的兩個語言學分支，是商業文化誕下的雙胞胎。

而江湖，則因時代的演變，大商人們的漸漸抽離，成為游俠、流氓、小商小販的主戰場。這里“黑話”繁茂生長，一如艷麗的毒蘑菇，外行人根本聽不懂江湖人士在講什么。評書演員連闊如在《江湖叢談》一書里，談到清末民初的江湖黑話之“春點”，多達四五萬字，幾乎可以專門出版一部“黑話辭典”。

既然有黑話，那么是否存在“白話”呢？

顯然，權力欽定的主流語系才是“白話”。主流語系是光明的、透徹的、官方的、大規模使用的；黑話則是黑暗的、秘密的、小眾的、不被官方認可的。

我們可以看出，黑話之于主流語系，一如黑夜對立于白天，魔鬼對立于天使。這是一種語言學里的二元對立。自有人類史以來，主流語系便一直致力于貶低、同化，甚至鏟除黑話的存在，一如廟堂熱衷于收編、同化甚至鏟除各種江湖勢力。

語言是世界的鏡像，萬物在語言中各居其所。語言亦是一種權力，誰掌握主流語系的傳播權，誰便在這個世界上擁有更大的權柄。英語在世界范圍的廣為傳播，得力于工業革命時大英帝國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轟轟烈烈的貿易征服。任何一門語言成為主流語系，事實上兼需獲得國家權力的助力。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因此我們目前使用的普通話，其語音便以北京話為準，而其他各地方言，就此成為主流語系的補充或點綴。雖然方言不曾得到權力的加冕，卻在各地民眾的唇齒間輕盈流轉，一方語言育一方人，人們從出生之初，便浸潤在方言的呢喃之中。

然而黑話卻僅能在某一特定的暗黑行業內悄然流動，既無法獲得權力加冕，亦得不到地方傳統的認可。也就是說，所謂黑話，是一種非法且非傳統的野草般私密繁茂的話語方式。

這種非法且非傳統的話語方式，于誕生之初便意在筑造話語之墻，而非話語之塔。主流語系極盡所能地拓展自身影響力，黑話則竭盡所能地縮減自身影響力。作為一種僅僅是志同道合者互相識別的小眾密碼，黑話不希望被主流語系的使用者所識別，更不希望被權力破譯。

黑話是圍繞在主流語系周邊的竊竊私語，是江湖上空升起的秘密火焰，是默默流淌的語言暗河。僅語言的交流性質而言，黑話是江湖私鑄的話語貨幣，只流通在特定的人群之間，一旦出圈，便如語言學家雅各布森所言的語言本性——信息交換，即刻阻斷且喑啞。

二、新新人類的黑話，是對宏觀權力與微觀權力的雙重反抗

如今的互聯網，有把“黑話”廣義化的趨勢。

我們時不時都會在朋友圈看到諸如此類的語言組合：“互聯網行業黑話”、“新新人類黑話”、“文科黑話”等。這種將黑話泛化的說法，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魯迅先生短篇小說《風波》里的九斤老太。

九斤老太是這樣的一位老太太：她的高齡是她最以為傲的財產，她的高齡也是她批評一切新生事物的邏輯制高點。她的口頭禪是“一代不如一代”：看到飯前還要吃豆子的女孩子，她會來一句“一代不如一代”；看到不留辮子的男人，她亦會來一句“一代不如一代”；看到出生時比她體重輕的下一代，她更理所當然地來一句“一代不如一代”。反正所有的新生事物，在九斤老太的眼里，皆是代際造成的直線墮落。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新語言，只是有的匯入了語言的長河，有的稍縱即逝。被“九斤老太”們泛化的“黑話”，本質上并非“黑話”，而是前文說過的時代行話，或者一種流行于同輩人之間心知肚明的縮略語交流方式。

譬如新新人類的“黑話”，原本是零零后將漢語詞組或英語詞組，簡單地縮減為拼音字母或首字母拼寫而已：如“yyds”是漢語詞組“永遠的神”的縮寫，nbcs是英文 nobody cares的縮寫，等等。

看到這種兒戲般的縮略書寫方式，資深網民想必心領神會地淡然一笑。這難道不是最早在網上沖浪的網民們早已玩過的文字游戲嗎？

千禧年前后便在網絡上玩鬧過的網民想必記得，當時火爆的BBS聊天室里，飄滿了諸如此類的拼音縮寫，新生代只不過在重復他們的父輩們曾經玩過的語言游戲而已。如果一定要將這種簡單的語言游戲稱之為“黑話”，我們莫如將之定義為廣義黑話。

新新人類的廣義黑話，一方面是通過語言的游戲在互聯網上呼朋引伴互覓同類，另一方面則通過自創的語言符號，對無處不在的宏觀權力之父與微觀權力之愛進行雙重反抗。

儒家倫理的君臣父子觀，浸透進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宏觀權力之父，深情款款地通過電子眼觀看著他的子民的一舉一動；微觀權力之愛——中國式父母，又常常熱衷于無微不至地管控孩子，孩子的生活、行為、思想，父母都想進行毫發畢現地審查，并認為此類行為理所應當，屬于偉大的愛之范疇。

據相關報道，有孩子的母親，偷偷地打開孩子的互聯網日記，滿眼是不能辨識的由字母與符號締造的新語言，瞬間目瞪口呆，完全傻眼。顯然，此類廣義黑話，對孩子而言，是一種智性的反抗，它可以規避權力之愛的過度重壓。

有人將新新人類這種將拉丁字母與互聯網符號拼接一起的做法，稱為奧威爾《一九八四》里所言的“新話”。恰恰相反，《一九八四》里“新話”的解釋權掌握在宏觀權力之手，而新新人類發明創造的廣義黑話，則將“新話”的解釋權緊握在自己的雙手。

語言的游戲就此展開，父輩與子輩互相對話的話語之門，在“黑話”發明的那一刻，就砰然關閉。事實上，全新的密碼一般的廣義黑話上空，懸浮著“黑話”創造者對權力擁有者響徹云霄的嘲諷：你無處不在的眼睛，看不到真實的我！我拒絕、我反抗、我的武器是你無法破譯的語言符碼！

漢語界的“九斤老太”們，不但將“黑話”一詞泛化，還擔憂“黑話”（其實是各種學術的、網絡的非主流語言）的出現與使用，會造成語言的污染，會使純澈的漢語污濁，甚至會導致漢語的腐敗。這種種憂慮讓人覺得，“黑話”是語言學中來歷不明的小妖，騷味十足，風情萬種，一不小心就會在現代漢語的場域里蕩起陣陣妖風，禍國殃民，傾國傾城。

然而，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嗎？何為純澈的漢語？有完全純澈的漢語嗎？

漢語是磅礴的雜交之海，而非純然的瓶裝之水。讀讀人類的語言史，我們便會知曉，任何在歷史的長河里廣為流傳的語言，皆非純澈單一的語言。

我們日常使用的現代漢語，諸如“文化”、“主義”、“哲學”、“共和”等雙音節詞，皆是近代從日本引渡而來的詞匯，“烏托邦”一詞，更是清末翻譯家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時，首次對英文單詞“Utopia”采用的譯法，這些詞如今早已成為漢語肌體內不可剝離的一部分。

關于語言的純澈，我們完全沒必要杞人憂天。作為一個流傳了千年的語種，漢語沒有那么脆弱。古典漢語與周邊各少數民族雜糅相間，現代漢語則從清末起，就與外來詞、翻譯詞血肉相連，共度蜜月。它的血液里，流淌的并非單一的漢語基因，它早已是書面語、民間口語、外來語、翻譯詞匯、新詞（新時代出現的新事物的命名）等語言支流共同雜交而成的混血兒。

何況，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語言的大規模污染，從來不是任何邊緣性語言造成的。沒有權力的收編與推廣，邊緣性語言永遠是邊緣性語言，永遠只能在小眾范圍內秘密流傳。邊緣性語言要想獲得影響力，非借助權力的推力不可。反而，造成大規模語言污染的，往往不是邊緣性語言，而是主流話語，更容易對民族語言的肌體，造成不可修復的重創與致命打擊。

猶太學者斯坦納在《語言與沉默》一書里，就談起過二戰后德語的僵化與腐朽。這種語言狀況是如何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時期的政治詞匯，對原有詞匯的語義的致命盜竊：所指的珍寶被竊一空，能指的容器里填滿了粗瓷爛瓦。

也就是說，希特勒時期的政治語言，并未創造任何新的政治詞匯，卻不停地將舊有詞匯，諸如平等、自由、民主、幸福、喜悅等原有內涵，竊取并篡改，使得原詞的真正語義處于一種嚴重的失竊狀態。

戰后的德語，因此成為一種極不體面的竊賊式語言：人們不知如何面對這些所指的珍寶被竊一空的詞匯。每使用一個詞，便覺得詞義嚴重錯位；每言說一句，便讓言說者感覺自身亦成為謊語的載體。

這也是為何晚期策蘭的詩歌，越來越晦澀、越來越規避德語常用詞匯的緣由之一：德語是策蘭不得不使用的母語，而這被玷污的竊賊式母語，極易喚起對語言極度敏感的詩人的羞恥心。策蘭只能在自己的詩歌里，力所能及地創造“黑話”一般地創造新德語。被大眾傳至爛俗的德國哲學阿多諾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不如在這里篡改得更為直白一點：“奧斯維辛之后，使用嚴重被玷污的語言是野蠻的?！?/p>

三、對“文科黑話”的貿然指責，是對語言自由的潛意識恐慌

每種語言都蘊藏著自身關于世界的認知體系。漢語是一種影像感、畫面感十足的語言，看看我們的書法作品，便可知漢語是一種純美學的語言。這種美學語言，具有它獨特的藝術感與美學感，但偏偏沒有邏輯。而且這種語言沒有時態，也就是說它沒有現在時、過去時、將來時，于是我們不但不講邏輯，我們的歷史還千年如一日：現在失真，過去失憶，未來死循環。

這不是說我不喜歡漢語，我對漢語有著深入骨髓的愛。但這個畫面感十足的語系，與真實的物理世界關系不大，因此特別擅長制造幻象。而幻象過度，容易形成幻象的瘟疫。

拉康言：語言是某種缺位所造成的在場。這句話的意思是，語言是物的不在場，但語言是物的映像。

字母語系的映像，在映照萬物的時候是一種抽象化后的映像，而非具象化的映像，這種映像與世界有著將表象提純為理念的本真聯系；而我們的映像，倒映的則是喪失了理念的純粹表象的表象，這純粹表象的表象，極易塑造一種沉溺于幻象的人格，那便是柏拉圖所言的把影子當做真實的洞穴人格。

擁有洞穴人格的人，懼怕走出洞穴看到太陽，更懼怕越出權力柵欄的任何新鮮事物。譬如“文科黑話”一詞，對哲學術語的貿然指責，便投射出洞穴人自身對語言自由的潛意識恐慌。

要知道，所有的原創性思想，皆源于語言的自由，皆源于語言概念的獨創。思想的火焰，本質上是語言的火焰。語言走得多遠，決定著思想能走多遠。

正如法國哲學德勒茲所言，哲學本質上便是創造概念。哲學史上那些名聲顯赫的哲學家，皆有自己的獨創的哲學概念：柏拉圖的理念、康德的物自體、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波德里亞的超真實，甚至包括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等等，皆是每一位人文學科巨擘，為了完善自身學術體系而發明的獨創概念。

沒有這些新術語，便無法準確表達原創性理論的新發現。人文學科新概念的出現，往往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般，給人文學科開辟出一片新領域。諸如弗洛伊德的潛意識，便為診療人類的精神疾患，打開了一扇從未開啟的大門。

當然，有些人文學科的學者，因自身學養之淺薄，僅僅忙于使用新詞、炫耀新詞、制造新詞，好顯得自己先鋒且時髦。但此類語言的炫富主義，屬于人性的缺點，完全可以理解。誰沒有偶爾媚俗的時刻？如若要對此類語言現狀定位，也該定位為語言的媚俗，而非什么“文科黑話”。

何況我們如何知道一個人文學科的新概念有沒有生命力？如何知道這些概念會不會轉瞬即逝？

弗洛伊德頗多的心理學概念，初初誕生，亦被頗多毫無遠見的保守人士所鄙夷，但到現在，它反而成為一門廣為流傳的主流學科。我們能將弗洛伊德諸多的心理學術語說成是人文學科的一種“黑話”嗎？顯然不能。將一種尚需時間驗證，自身懵懂未知的學術語言，簡單粗暴的定義為“黑話”，本身便是一個人不能“知無知”的傲慢表現。

蘇格拉底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教導我們，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學術領域應該允許各種各樣原創性專業術語的存在，因為這是自由思想的火焰。如果一種專業術語毫無生命力與影響力，不用我們嘲諷它，它自身便會被語言歷史的洪流所湮沒。

當今中國知識界，之所以匱乏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就是因為人們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唯唯諾諾、循規蹈矩，在語言里亦常常不由自主地自我壓抑、自我規訓，直至自我審查。

四、黑話誕生于人性的多元性，而非人性的同一性

我們需要知道，語言之所以成為語言，需要經歷三個步驟的揚棄：

1. 由客體的物到主體大腦的意念，意念揚棄了物；
2. 由意念到口語命名，口語揚棄了意念；
3. 由口語到書面詞語，詞語揚棄了聲音。

所以，我們讀到的文字，皆是三層揚棄之物。

拋開跨國語言、主流語系、“黑話”之類的語言學分類不談，人與人之間常常應用本民族通用語尚且難以理解，巴別塔變亂事實上并非由上帝暴怒于人類的貪念所造成，而是由語言的原初生成所造成，由人性的深淵所造成。

關于巴別塔，卡夫卡在一篇名為《中國長城建造時》的小說里，寫過這么一段有意思的話：“有學者寫了本書，詳盡地比較了這兩項建筑（巴別塔與長城）。他不但列舉了各種書面文件和報告，還前往實地考察，證明巴別塔基礎不牢……他堅稱人類歷史上只有長城才能給高聳入云的新巴別塔提供牢固的基礎?！?/p>

談到巴別塔，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變亂之前人類使用統一語言時的幸福狀況。

巴別塔是統一的世界語的隱喻，但逶迤且斷裂的長城（小說里的長城，每一千米一個斷口）怎么可以作為新巴別塔的基座呢？卡夫卡在這里想表達的其實是人類語言統一的不可能性，但人類神經官能癥一般再建巴別塔的野心，卻從未喪失殆盡。這篇小說寓言般呈現著人類語言的后巴別塔現狀：塔是人類欲求語言統一的豎坐標，而墻是塔傾圮之后語言分割散碎一地的橫坐標。

這一橫一縱，是彼此的劍，是人類統一語言的欲望與散碎語言的現實之間根本無法彌合的分裂。

語言的存在，某些時候并非為了溝通，相反恰恰尋求的是非溝通，一如卡夫卡小說里一千米一斷裂的墻——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這源于人類心理上細小差異的自戀。而語言之鏡，時不時映照著人性深處的這種自戀。

顯然，“騎在兩匹語言之馬（德語與猶太語）上”的語言馴獸師卡夫卡，書寫《中國長城建造時》的卡夫卡，小說語言晦澀如“黑話”的卡夫卡，比大多數哲學家、學者、作家更明白語言骨子里攜帶著的這種雙重矛盾性——卡夫卡知道，巴別塔變亂，恰恰不在別處，而來自人類的內心深深處。

巴別塔之前，全世界通用一語的樂園景觀，顯然是一種類似于語言烏托邦的美好幻象。事實上，即使全世界可以用一種世界語溝通，人們也會發明各種語言區別于別的語言，一如各行各業熱衷于發明自身的“黑話”。

前面說過，從唐初開始中國就產生了各種黑話，同樣在世界范圍內黑話也大規模存在。加羅比海盜有海盜黑話，意大利黑手黨有黑手黨黑話，美國三K黨有三K黨黑話……

對主流語系而言的黑話，在各暗黑行業內，反而是“主流”之話。如果哪一天某一暗黑組織奪取了雄霸世界的權杖，強行將這些秘密流轉的黑話大肆推廣，那么曾經被稱之為黑話的事物，很可能手套翻轉一般變成主流之話。

比起主流語系，黑話更能彰顯語言與權力的纏繞關系，更讓人看清語言的本性，也更能提醒我們語言的二律背反特性：既交流，又反交流。它誕生于人性的多元性，而非人性的同一性。

在那場史前神話的巨大災變之后，黑話一直縈繞在主流語言的邊緣——這巴別塔傾圮之后的語言碎片，在各個時代，黑蝴蝶般輕盈地飛舞，永不疲倦，亦永拒捕獲。

作者：馬小鹽；公眾號：燕京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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