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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標識互聯網時代的創作（下）：作品缺乏內在的對抗，更多是對外的討好
編輯導語：互聯網時代的創作者變得與以往不同，其作品慢慢變得缺乏內在的對抗與掙扎，而更多的是對外的討好。為什么互聯網會對創作者產生這樣的影響？這篇文章或許能給你答案。
在下面的章節，我們想要繼續展開一些松散的問題和思考——互聯網時代媒介對創作本身的影響。
一、賽博世界里創作者的“自我控制”
“控制論”（cybernetics）這一概念向我們展示了媒介或者環境本身是怎樣對輸入（input）一端不斷產生影響。
賽博朋克、賽博世界、賽博格……“賽博”（cyber-）這個為人熟知的詞根就來源于“控制論”（cybernetics）一詞。人們普遍認為這個詞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應用數學教授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在1948年提出的。
當我們向前追溯，能夠完整地明白這個詞語的含義?！癈ybernetics”的詞根是希臘語“kybernetes”，意思是“掌舵人”。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幅場景：茫茫海上，小船在波濤上航行，掌舵人控制著船的行駛。他根據自己的意志調節著前進的方向，而前進的同時，波浪不斷拍打著船只，這些環境的因素又不斷影響著他下一步對方向的判斷。
這一場景大致描繪出了控制論的核心：根據系統反饋進行的自我控制。
當我們把它放在傳播系統里的時候，我們能看見，例如——要是上傳到B站的視頻播發量低、彈幕少、反響寥寥，Up主自己會想辦法去提高播發量，他可以調整自己選題的內容，剪輯的方式，或者砍掉某個不太受歡迎的欄目，此后，上傳新的一條視頻內容，觀察反響的變化，繼續做出調整。
在這個“控制論”的系統里，并不是市場、政府或者領導直接下達命令，告訴創作者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而是創作者不斷通過“輸入-得到反饋-調整-再輸入”的迭代過程為自己施加的“自我控制”。
假使這位Up主在入駐B站兩年以后，內容從選題到風格都已經全然偏離了自己最初的意愿，這個創作過程的變化并不是直接受迫的，而是在“賽博世界”受自己能動性驅使的，這仿佛完全“自主”和“自愿”。
在這兩期的文章里我們也從這個角度來切入“互聯網時代的創作”。在實際情況中，創作者顯然會受到甲方、規劃局，或者出版社主編、企業領導、政府文件的直接控制和管轄，但我們在此更多討論“控制論”這個系統的話題邊界內，創作者怎樣受數據主義影響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并反思這一過程對創作動機和作品內涵的影響。
二、作品內部不再有內在的對抗與掙扎
在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中，人們所能感知到的東西都只是永恒的投影；倘若想要接近真理，則需脫離世俗和他人。
但永恒不可“付諸言辭”，因為“當一個思想家坐下來寫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慮的不是永恒，而是永恒的印跡。”
古希臘本質主義哲學的框架下，創作這項行為總是預示著一種遺憾。因為永恒只能被人們接近，而不能最終達到。
如果說博爾赫斯的《環形廢墟》可以被解讀為創作中將想象付諸實踐的過程，那么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饑餓藝術家》則更像是在展現藝術家某種痛苦的內在對抗。法國詩人保羅·瓦萊麗也這樣說：“一首詩不能被完成，只能被遺棄。（A poem is never finished, only abandoned.）”
一些后人認為他的這句話意指每首詩與下一首詩的連續性，但我們更傾向于這樣的解讀：詩人創作一首詩，總是想要讓它接近那個至臻至美的完滿，但是這又總是只能接近，無法真正達到。
所以一首詩是什么時候寫完了呢？從不是它真正完美達到了最高境界的時候（因為這從未發生），而只是創作者遺棄它的時候——“好吧，我試過了，就這樣吧，這是我能做到的最多了?！边@時候就暫且算是一首詩寫完了。
真正偉大的作品總是這樣無窮無盡的努力、掙扎、妥協的結晶。這創作的不易對于建筑師來說同樣感受得格外真切。
卡夫卡《饑餓藝術家》插圖圖源：Googlereads另一種掙扎建立在“為自己創作”還是“為他人創作”的糾結中。
如果把創作的意圖理解為“去理解”與“被理解”兩端組成的數軸，那么阿倫特與博爾赫斯都毫無疑問站在“去理解”的那側。
在這里，我們并不是想要鼓吹所有今天的互聯網創作者都還應該像他們那樣，義無反顧地把自己放置在”去理解”那一側，而是想要指出，創作至少存在一個“去理解”和“被理解”之間的拉扯和動態平衡——這兩位寫作者說是純然“為理解”而去寫作，但事實上，沒有哪個創作者不會在創作中時不時幻想一群潛在的聽眾，幻想著正在寫的作品被接受，幻想自己處在一種與他人產生連接和共鳴的狀態。
這都是創作的一部分——不要過分討好，但也不要過分自我。
但是很不幸的是，這種動態的平衡過程被打破了。
在數據主義的籠罩下，作品“被理解”的權重被無限地優先。數據主義成為了思維的一種暴政，因為它的興起使得這兩端不可共存，并且越來越兩極化了。它所建立的新世界中逐漸只剩下單調的一種類型——討好的、不斷下降的、乞求被理解的作品。
因為只有這樣的作品才最好地實踐了這門宗教的教條：被更多人接觸到，更多“被理解”，為數據處理做更多的貢獻。很多創作者批評自己“靜不下心來”。這種說法或許并不失實，它指的也正是現在的創作者無法返回一種真正寧靜的私人領域中去。
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究其根本，數據主義和偉大的作品是敵對的。2021年的今天，就像之前的每一個年代，世界上一定仍然存在堅持做“去理解”的作品的人，存在“靜得下心”的人。
但遺憾的是，這群人又大多徘徊在數據主義的新世界之外，以至于作品完成后可能“被理解”的機會也大大衰減；他們變成了“數字棄民”。
“偉大的作品”指的是不會在快速循環和重復的消費周期里消失、被取代的創作，而值得在超越國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一代人、廣泛被認可的領域存留下去。
互聯網時代創作的失落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教育的問題、政體的問題，但也不僅僅是這些問題。當然，我們更不應單純指責或把病兆歸結于”年輕人心浮氣躁”、”這代人沒志向”這些簡單的說法上，這是一種思維的懶惰。
在一個更前提的位置上，創作的失落是一個數據主義影響下的空間問題：孕育作品的優渥土壤——”私人領域”——消亡了。
三、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
1.? 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內核是互相支撐的
“公共”一詞的英語是“public”，如果向前追溯，那么它與“popular”（大眾的、流行的）以及“people”（人民）都享有共同的拉丁詞源“populas”，意思是“人民的”。
不難理解，公共領域指向的是一個廣泛、共有的世界，在這里不同的公民個體集結在一起。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定義人為一種“政治的存在”，似乎人性本身就是依賴于公共而存在的。
有意思的是，公共的對立面，“私人”（private）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自帶貶義，幾乎是更低一等的。
雷蒙德·威廉斯在《關鍵詞》中考察過這個詞：“這個英文詞最接近的詞源為拉丁詞privatus——意指離開公共生活。可追溯的最早英文詞源為拉丁文privare——其意味喪失（bereave）或剝奪（deprive）。”
這個詞代表著一種隱秘與私密的狀態，與公共的事務脫鉤。
到了現代的詞語使用上，“私人”（private）不再帶有貶義，反而有獨立和親密的意義。阿倫特，以及站在阿倫特肩上的理查德·桑內特都提醒我們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既互為反面，也彼此支撐。
沒有私人就沒有公共，沒有公共也就沒有私人，“兩個領域只有以共存的形式才能存在?！?/p>
換句話說，惟有我們擁有了一個其他人的目光無法穿透的私人處所，我們才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了一席之地——屬于自身的位置，才能夠平等地進入公共領域，與其他公民平等地商討社會事務。
“過一種完全公開的、在他人注視下的生活是淺薄的。”
在互聯網的新時代下，私人領域的珍貴與重要性越發凸顯出來——它絕不比公共領域的必要性更低。
因為智能手機和數據主義的影響，我們每一個數字世界的居民都能感受到一種“私生活”的流逝——我們似乎不再有一個可靠的藏身之所，沒法逃離和隱身，而是被催逼著不斷上線，不斷與他人連接，這種強大的欲望、要求和需求侵擾著日常生活。
私人領域的衰落在也體現在數據隱私的議題上。新的技術使得我們個人的消費、出行、位置、身份數據都一直被跟蹤和采集著。物理世界脆弱單薄的墻面無法抵御一雙雙賽博眼光的穿刺。
如果說私人領域的本質就在于對公共生活的剝奪，那么現在，連這種“被剝奪的狀態”都已經被剝奪了。
2. 私人領域是我們做夢的地方
讓·保羅·薩特在戲劇《禁閉》（Huis Clos）里借角色之口說：“他人即地獄！”這句廣為流行也廣被誤讀的感嘆句，指的即是在他人持續的目光下，作為主體的“我”變成了作為對象的“我”。
他者的在場，其目光的奴役剝奪了個體的自由。一個完整的人，每過一段時間都需要在真正的幽暗中休憩，需要時不時進入一些無所事事、想入非非的狀態，否則將很容易被現代社會無窮的厭倦與疲憊所征服。
更重要的是，對于創作者來說，沒有了這種良好的私人領域，沒有了無所事事與想入非非的狀態，也就沒有了創作產生的良好條件。
詞源學的考察可以看出，私人領域代表著擺脫、庇護、遮蔽與隱藏。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為“庇護”一詞賦予了更具體的含義：“家宅庇護了白日夢，也保護著做夢的人。（If there is a place that shelters daydreaming and protects its dreamer, it is home…）”
公共領域弘揚著理性與辯證，那里有政治的協商，也有文化的討論。但是我們做夢的地方總在私人領域。
通過這一點，我們或許也能闡釋虛構作品在今天受到的巨大威脅。如果說創作正在走向整體的失落，那么相比于現實主義題材的非虛構作品，虛構作品更先也更嚴重地遭到沖擊。
二十年前，電影的開頭很多寫著這樣一行字：“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但近些年，我們更多看見這行字變成了：“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
曾經科幻、奇幻題材的電影引發大眾的討論，現在，越來越多的討論由針砭時事的紀錄片引發。小說越來越沒人看了——現在大學里仍有愛讀書的學生，但歷史、社會、政治學的著作更加熱門；即便要看小說，大家也更愿意讀上個世紀的經典，新推出的虛構作品越來越難被市場接受。
我們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切入這個現象：虛構作品體現著一個創作者做夢的能力，但現在，私人領域消亡了，越來越少有供我們做夢的地方。同樣，我們也不再擁有這種奢侈，去閱讀其他人做的好夢。
3. 私人領域容納我們“思想的污垢”
關于私人領域對創作的必要性，另有一個或許值得爭議的理解角度——私人領域可以“藏污納垢”。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提供了足夠好的隱藏和遮蔽，我們免于了他人的審視，也就免于了他人的評判，在這個地方，對社會普適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不起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里創造了“地下室人”這個經典的形象——因為長期待在無人可見的地下，“地下室人”的頭腦里充斥著似癲似狂的譫言妄語，充斥著反常、變態、扭曲、有罪的念頭，這似乎是一種私人狀態的極致。
每個人的回憶里都有這樣一些東西，它們不能公之于眾，而只能向朋友們公開。還有一些東西，即使對朋友也不能公開，而只能對自己公開，而且還得在隱秘情況下。然而，最后還有這樣一些東西，甚至都害怕對自己公開，并且這樣的東西，在每一個正派人那里都有相當多的積累。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人越是正派，這樣的東西就越多。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第一章第十一節
中譯 曾思藝
這些公共領域無法容納的“思想污垢”在無人注視的夜深人靜處，由作為私人的個體在心底獨自喚起。當可怕的念頭沒來由地浮現，一個人自己都會甚感驚嚇，再努力將其壓抑下去。
如果說人類歷史的偉大作品探訪著人類靈魂的最深處，我們也需承認：這些靈魂最深處或許是社會契約、道德準則與行為規范所無法照見的溝壑。當私人領域變本加厲地公開化，創作者沒有時間也沒有創作面對這些溝壑，作品也不再承載這種深刻的掙扎與痛苦。
“思想污垢”的消失也表現在“一切都講正確”。對于創作的評價越來越講究道德的合理與行為的適當，而并不在乎作品本身帶來的靈魂的共振（這種震撼或許正是由“出格”帶來的）。
閱讀不再是私下的事情了，而是許多讀者湊在一塊，摸出紅筆，拿出表單，一條條評判作者到底滿足了多少條現代社會的道德要求。這種私人領域的公開化確實促進了創作圈子的平等與公正，但也使得內容變得千篇一律。
一方面是私人領域公開化，另外一方面，公共領域又在私人化——這也是尤爾根·哈貝馬斯對于大眾社會與傳媒社會的反思。
在《公共空間與政治公共領域》講稿中他提到，當公共領域作為一種展示舞臺，為了引人注目，明星們往往混雜了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
譬如說，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的名字，因為他的思想、觀點與作品是重要而經典的，能夠留給后人反復琢磨；但他私生活中激動人心的故事卻很少出現在課堂上。到了傳媒社會，公眾人物靠作品為人所知，但私生活也漸漸進入公眾的視野。
如果我們在這里把視線再延伸到互聯網社會，那么公眾人物甚至可以沒有作品，也不需要作品，而是靠對私生活的談論就足以獲得不斷“占用公共資源”的公眾性。
四、私人與公共領域是同時衰落的
一方面，創作前所未有地多樣和大量，另一方面，“偉大作品”又在快速失落；正如一方面，連接與交流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高效和便捷，但另一方面，互聯網上的討論又如此失效，隔閡如此難以消弭。
這種互相矛盾的局面提醒我們，私人與公共領域在共同衰落。它們二者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內涵變得殘破。一年前，在《中文互聯網中‘討論’的消亡》中，我們試圖論證數字空間中討論質量的低下，也通過評論區和留言板，分析了數字公共領域的殘缺——或者說，它僅存其名，未存其實。
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便利的公開領域，但它并不總是一個有效的公共領域。就像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公園和廣場名義上都是24小時對外開放的，民眾可以隨時進入，不加收費，但是在這里，不允許張貼標語，拉橫幅，發表演說、公開討論、集會靜坐——那么可以說，這個廣場或許仍然算是建筑學、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公共空間”，但不能算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因為它沒有容許有效語言的發表，沒有獨立于家庭和國家之外，也不是人們自發湊在一塊，認識、討論、解決共同的緊迫社會問題的地方。
私人領域同樣僅存其名，未存其實。
我們仍然擁有我們的公寓和臥室，但是這個物理空間已經不再幽暗，而是不斷處在互聯網的照耀之下。這個地方本應免于他人的凝視，免于任何機構的監視，但現在，本該處于內部的、洞穴或腔體式的空間，不再能擺脫這些數據主義的攻占。
對于創作者來說，良好的私人領域本可以保證心靈享有想象、做夢和沉思的自由。在這個地方，他可以孤獨地面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就像托馬斯·曼在《沉重的時刻》一文中所描寫的那樣，忽而興奮，忽而陷入沉重的自我懷疑，但又不斷為了更好的創作進行孤獨的掙扎。
但在今天，這樣的時間和空間都難以為繼了，在數據主義的大旗下，社交媒體平臺向日常生活發起了猛烈的殖民，科技公司的數據抓取入侵著個人用戶的起居、健康、出行等一切數據。
人被翻轉開來，幾乎沒有尊嚴地持續暴露在科技的觀察和打量中。
私人領域倒塌了，一個本應起保護作用的庇護所被數據主義的車輪一碾而過。
事實上，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邊界的消失也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
對很多思想家來說，現代化、大眾社會的興起就已經注定了這種空間的混亂。這是一種現代人普遍的迷失感：既沒有一個絕對安全、不被打擾的場所安然休憩，也沒有一個真正公共的領域能夠有效地介入政治，我們只是在一個雜糅又沒有清晰邊界的區域里漂浮著、懸浮著，不知所終，也不知怎樣定位自己。
沒有優良的生活，沒有完整的生活，也就更不必談優良的創作。五、數據本身并不是創作的敵人人類在朝著數字世界移民，這一進程二十余年前就有了開端了，而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越來越快的加速過程。毫無疑問，創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員。
但我們需要意識到的是：這絕不只是一個技術化的中立過程，空間的變革也深刻影響著內容創作本身。
“數據主義”推崇的價值體系指導著新一代互聯網創作者的行為——內容的價值以“對數據處理的貢獻”作為衡量標準。
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在量級的繁榮表象下，呈現出了一種質量和深度上深層次的失落。如果說長期以來創作者都在“去理解”與“被理解”兩端之間努力尋找一種平衡：一方面受到一種更高的東西的呼喚（“真理”/“美”/“公正”……），希望通過創作的過程接近它；一方面也被公眾性所吸引，期望達到被理解與被大眾認可的狀態。
這種推拉與平衡確保創作并不過分討好，也不過分自我。但數據主義的出現使得這一平衡被打破了，在一個控制論的系統里，大多數創作者都不假思索地沖向了“被理解”的一側，把精力與才智都傾倒在了數據的最大化上。
大多數互聯網創作都成了可供快速消費和循環的文化快餐，只解一時注意力的饑渴，滿足一時談資的需要。這樣只求“被理解”的創作也是容易的。因為不論在技巧還是心智上，“去理解”都遠為更加困難和痛苦——那個更高的東西只能接近，無法最終達到。
在數據市場上考量，“去理解”也是費力不討好的，因為它并不能直接激發可變現的數據量。在互聯網時代的創作內部，深刻的掙扎與內在的對抗變得少有。在空間上來看，私人領域的消亡是問題的一個關鍵。
因為不被他人注視與評判，創作者可以享有做夢的自由，也可以面對自身奇異、病態甚至有罪的念頭。正是這種“幽暗之處”保證了作品精神內涵的豐富與多孔。
但互聯網的影響下，這個場所加速倒塌了，數據隱私被調用，屏幕世界也不斷吸引和要求創作者上線。在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共同衰落下，創作沒有“做夢”的空間，也被一種狹窄的“正確”限制著。
但需要提到的是，文章中我們分析了數據主義使得創作的過程失去平衡，偉大作品也就難以產生。但這一觀點并不意味著數據本身與作品的對立。如果說作品并不在創作者的自我控制中失衡，數據本也可以成為創作的幫助。
因為數據的便利與涵蓋的廣度，創作者能夠對世界有更加完整、具象的認識，可以獲得許多從前沒有的切入角度和創作手法。
新媒體藝術領域就在互聯網時代做出了一些此前從未有過的藝術品。被稱為“第九藝術”的游戲也必須經由數據來打造，當這些資源被善用起來，創作者也構筑出了前人無法做到的沉浸感和交互強度。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的文章以回顧古典的偉大作品的方式，來評價現今數據主義時代的創作行為以及內容質量。在空間上，我們仍然希望重建私人與公共的必要邊界。
但如果數據主義下技術跳躍式地發展，當我們的意識能夠全部線上化，不同人類個體之間的感官和思考能夠直接“聯機”分享，那么此時，創作與偉大作品本身也都需要被重新界定。
但一套全新的定義或許很難在此刻就做出預測。而如果我們要在向未來眺望與向過去張望之間尋得一個不變的線索，那么“去理解”，以及去表現人類靈魂深處共同的感受與掙扎，大概仍然會是一個不變的偉大特征。
作者：陳飛樾；來源公眾號：沙丘研究所
原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fUBsRVkfQNRohALZ0CV0gg
本文由@沙丘研究所 授權發布于人人都是產品經理，未經作者許可，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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