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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導語：現在，微信是每個人手機上必不可少的一個軟件，幾乎所有的社交活動都是通過微信進行的，本文作者通過分析微信的部分用戶體驗，向我們分享了一些關于媒介和公共性的觀察和思考，一起來看看吧。

從成立伊始，沙丘研究所就主要在微信公眾平臺上發布內容。和大家一樣，我們也是這個App以及平臺的日常使用者。在這里我們分享一些關于媒介和公共性的觀察和思考。歡迎大家的進一步討論。

一、微信公眾平臺是諸多媒體的主要活動場所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試圖分析微信作為一種“超越文字（go beyond words）”的媒介。

“超越文字”一說是指在微信App里面，圖片、視頻、直播等“新媒介”相對優先于傳統的書面文字。對不少觀察者來說，這既可以說是微信一開始取得巨大成功的必要因素，也是微信在面對抖音、B站等去文字化平臺競爭下，將來會繼續推動的發展方向。我們在這里想要提及的是，這種媒介的取舍對于虛擬世界的公共性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總體來說，微信和微信公眾平臺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影響力和代表性。因為微信App和公眾號平臺的活動量和使用量如此巨大，我們似乎可以在這里看到中文互聯網信息洪流的速度、方向或者說一些規律——可以說它體現了一個線上的“整體的”中國社會。我們自己的賬號“沙丘研究所”在很多其他平臺上也有賬號，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微信公眾平臺作為大本營來活動。很多（自）媒體機構選擇微信公眾號作為主要基地出于三種原因：可見、中立、熟悉。

和很多國外的情況類似，中文互聯網的社交媒體生態里絕大多數的用戶和流量匯集在幾個主要的公司那里，不依附這些已有的、大家都慣用的平臺而自己去開辟新的媒體通道將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一點，很多媒體沒有急于做自己的網頁或者App，畢竟這有些費力不討好。微信公眾平臺作為日活用戶超過十億的“國民”App，它保證了可見——基本的閱讀量和活躍度。

其他一些中文社交媒體，譬如說豆瓣、知乎、微博，這些平臺對于社會事件或者一些既有學科，它們各自的用戶已經有一些比較明確的站位和話語系統。這些站位和話語不存在好或者不好，只是說作為內容創作者，想要在這些平臺當中生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先熟悉它們各自的語言，學會各自的“談論方式”。

相形之下，微信公眾號相對中立。當然，它中立，并不是說其中的每篇內容都很中立，而是說因內容量巨大，其中既有比較左的，也有比較右的，有低幼的，也有高深的，這些大雜燴中和出了一種中立的表象。這一點的好處在于，在這個巨大的用戶體量中，不同風格和態度的公眾號能夠吸引到各自的讀者群。

最后，許多媒體的成員和創作者也都是微信的用戶，對這個平臺相對熟悉，也知道怎么使用它更垂直和快速地把內容遞交到讀者手中。

二、微信App和它恰當的優先關系

像開頭所提到的，我們粗枝大葉地把微信一開始（甚至到現在）的成功歸因于三點——優先手機端而非電腦端、優先熟人社會而非公共領域，優先語音和圖像而非書面文字。

在一個軟件開發的層面上：就像是QQ的出現響應了1999年家用電腦的增長，出現在2011年的微信響應了智能手機的增長。QQ是基于PC端打造的，而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當人們的眼球開始越來越多地停留在手機的屏幕而不是家里電腦的屏幕上，從一開始就基于移動端打造的微信有巨大的優勢。在架構上它更適配智能手機，操作更簡潔和直觀，在初始階段能夠直接導入手機通訊錄，這也是對新用戶極友好的。

在一個組織關系的層面上：微信提供的信息空間似乎很好地滿足了中國社會的人際交往需求。在私密和公共的關系上，它找到了熟人社會這個恰當的中間地帶，譬如在朋友圈里只有發布者的共同朋友才能看到其中一方的評論，譬如微信群中某個外來者加入會提示“ta與群里其他人都不是微信朋友關系”……這些設計都幫助這個社交軟件成為一個成功的“多中心私人領域”。微信不可以過分公共了——像微博那樣，否則會具備孕育公民文化和公民活動的潛力，以至于面臨過強的監管而極大地限制增長。

而在表達媒介的層面上，微信了解什么是真正“大眾的”交流。在上一個十年，進行互聯網的即時通訊需要用戶準備一臺聯網的電腦、會使用鍵盤鼠標、會使用中文輸入法。智能手機的普及取代了前兩條要求，但第三點而沒有被徹底革掉命。微信第一個真正推出了優化好的語音功能，即讓此前一直被輸入法排除在外的中老年人等群體得以享受互聯網帶來的通訊的高效。這顯著提升了社交軟件潛在用戶量的天花板。

事實上第三點擁有比它看起來更深遠的意義——非書面文字的交流讓互聯網即時通訊從年輕人的“酷玩意兒”變成了每個人都能使用的基本工具，見證并且助推了互聯網在中國從時尚品變成必需品的過程。

三、文字表達與多元信息之辨

“超越文字（gobeyond words）”的嘗試處處滲透在微信里。在很多交互的手段上都能看出微信在淡化書面文字的優先級。在和朋友的聊天界面里，點進去下方是很明顯且方便點擊的“按住說話”鍵；在朋友圈的右上角，內容發布的圖標是一個照相機——它鼓勵用戶發布照片或者短視頻的內容，而無配圖的純文字內容則需“長按照相機”——這是反直覺的，是一個隱藏功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界面還會提醒用戶“該功能目前處于測試階段”。

△ 聊天界面的輸入鍵提示這個信息空間優先是“聲音的”

△ 朋友圈的輸入鍵提示這個信息空間優先是“圖像/視頻的”

△ 朋友圈個人頁面的輸入鍵提示這個信息空間優先是“圖像/視頻的”

微信作為一個日活動用戶量超過十億的“航空母艦級”App，其用戶從一線城市的00后到四五線城市的40后；正在閱讀此篇文章的讀者只是總用戶畫像中極少數、個別甚至特殊的部分。事實上從數據的角度上來看，不具備強文字創作/閱讀能力的人占了大多數。所以可以說，“超越文字”的姿態是對大多數人更加友善的，會讓更多中國人覺得微信是為ta著想、為ta設計的。

但微信推送在此處成為了一個轉折。因為神奇的是，這個界面在長期以來真正以“文章”作為主要的內容創作載體。在這個語境下，公眾平臺簡直像是微信里的一個異類。

推送中優先了文字的表達，這在微信整體環境中顯得特殊

本以“取代垃圾短信”為最初目的，自2012年8月上線以后，微信公眾平臺事實上做到了媒體而不只是商業推廣的目的，在極大量并不斷新增的公眾號上鋪天蓋地的文字創作狂歡中，“推送”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獲取資訊的方式。

推送前置了書面文字的重要性，與微信整體想要“超越文字”的大方向似乎是相悖的。雖然瀑布流式的閱讀方式也反過來影響著文字本身，越來越多的公眾號開始用大間距、大縮進來稀釋文字可能帶給人的密度感，雖然越來越多的低質量文章錯字、錯詞、錯誤語法滿篇，但這些即便破碎、艷俗、詞不達意、煽風點火的文字，仍然，是一種文字的媒介。

優先文字的推送和超越文字的微信的矛盾之處，張小龍在2020年初《微信公開課PRO：關于信息互聯的7個思考》上有所回應。他描述和反思了團隊的兩點“失誤”。第一，微信用戶閱讀推送都是在手機端完成，但是創作者編輯推送卻只能在電腦上，“這限制了內容創作者的范圍。”事實上，這也與我們所分析的微信“優先手機端而非電腦端”的指導性思路產生了一定的矛盾。不過這一設計似乎有更為復雜的后果，而不應簡單理解為“失誤”，譬如它適當提高了創作者的準入門檻，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內容的質量，否則公眾號推文的整體質量或許會更加存疑。

創作者必須通過電腦端編輯才可以制作在手機端閱讀的推送

而關于文字作為主要表達形式這一點，張小龍這樣表述——

（推送）群發的內容并不是重點，應該是各種各樣的形式的內容都應該是可以的，如文字，圖片，視頻等。但我們一不小心把它做成了文章作為內容的載體，使得其他的短內容的形式沒有呈現出來，那使得我們在短內容方面有一定的缺失。這也是為什么之前我說，公眾號本身并不是為媒體準備的這樣一個原因。

——張小龍《關于信息互聯的7個思考》，2020年1月

四、在信息時代重訪書面文字的意義

一個互聯網團隊的氣質和運作方式很多時候與創始人的性格息息相關。相比于其他許多互聯網團隊高歌猛進的狼性文化和對于“增長”及“時長”的不假思索的崇拜，張小龍表現出一種相對審慎甚至內斂的性格；微信作為一款產品，其更新也顯得比較謹慎和克制。對于微信作為一個信息互聯的工具，對于數字化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對中國人的影響，他都持續處于思考的狀態——對于文字、語音、圖片、視頻等媒介本身的特性同樣如此。

就像是微信公開課上指出的，書面文字不是“屬于大眾”的媒介。在2020年的今天，過分強調書面文字的重要性甚至容易被指責為精英主義。但既然這篇文章本來就以語言媒介作為核心，探討它的意義仍是必要的。

在多元的新媒介繁榮的信息空間里，書面文字顯得“古樸”，而這或許恰好反映了文字在時間影響下的韌性。相比于許多文章傾向于分析比較不同媒介之間娛樂化傾向對人們的影響，此處我們更傾向于指出文字對于公共性的意義——一個完備的公共領域需要文字作為基本的物料，并盡量確保它不被過分地遮蔽或淹沒。

向歷史的深處追溯，我們最初寫下簡單的文字，除祭祀與美術的意義之外，其目的是把無形且迅速流逝的記憶、經驗與思想固化下來。在這個角度下，書面文字這一媒介反映著人類超越時間沖刷和遺忘之本性的企圖。尤其在漢娜·阿倫特的理論體系下，我們可以把文字視作一種“人造物”，它更靠近作為超越（transcend）價值的“工作（work）”而不是維持（sustain）價值的“勞動（labor）”。文字作品具備超越人類自身短暫的生命、脆弱的身體的潛力，便于一些已確立的經驗和共識能夠更持存地在代際中綿續下去。

借阿倫特的理論體系：在生物性的“圓周運動”下，作為人造物的文字“以直線運動”

而對于作為群體的人類來說，“世界性”需要一個穩固的背景來抵御自然不斷的侵蝕。那么可以說，被保存的文字是共同經驗的見證，作為重要的原材料，它構成了公共領域的那個“實在性”。對于一些事件、觀點和運動，文字仍然具備不可替代的意義。語音、圖片、視頻都是“超越文字”的語言，會在互聯網未來發展中必然繼續增強下去，但無法脫離文字這一基本母體而單獨存在。

就中文互聯網中非文字的媒介表達來看，這些多元信息目前并不居于一個為持存而建立的事物世界，而是說，語音的、圖像的、視頻的內容，或許因為其自身媒介的特性，被吸收在一個不斷加速的生產和消費的圓周循環中，構筑著霓虹閃爍的景觀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人類群體間的對話、討論和意見的匯集，即便移步線上，文字仍然是（至少暫且是）那個最有效的語言。

無論是否是“一不小心”，可以確定的是微信在2020年確實更加發力推動了“超越文字”的進程，像彌補失誤一樣降低書面文字的優先級。我們上述引用的演說公布于2020年的1月，張小龍在最后也預告了“新的版本”。果然，我們在今年觀察到了微信在短視頻內容上的發力。因為用戶基數的龐大，“視頻號”版塊已經成為了中文互聯網上一個不可小覷且增長迅猛的新流量池。

相比往年，2020年的微信App有過高頻次的更新，于之我們也能觀察到另一些原則方向性上的調整。此前提到，微信作為一個數字虛擬空間，很好地還原了中國的“熟人社會”：其組織方式既讓大多數人感到隱私得到保護（至少在表面上），社交方式很好地與現實生活接軌，也因沒有生成真正的“公共領域”，而符合，或者說更好配合我國體制下的網絡安全治理。但是在今年，我們似乎奇怪地發現，微信App內的許多版塊似乎在增加其公共性的成分。

有五點更新是我們觀察到比較有代表性的：

第一，對于添加好友的個數上限，微信長期以來設置5000作為天花板，然而今年這個界限似乎變得軟性了——超出5000人后仍能添加好友；

第二，為公眾號推出“問答功能”。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許多2018年后新注冊的公眾號無法開通評論區的缺憾；

“問答”在一段時間充當了微信公眾號的小留言板

第三，微信新推出的“圈子”小程序里，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戶間可以互動。此前僅在微信推送的文章下方評論區里，陌生的個體才可以看見和聽見對方；

第四，視頻號的短視頻內容下方有評論區，陌生人之間也可以互相評論；

第五，增加了“#”（hashtag）話題功能。不論在公眾號推文、朋友圈、視頻號內容或者聊天窗口內輸入相應的“#”，都能夠生成一個匯集該話題內容的新頁面。

這種貌似公共性的增加是有趣的。在三月底沙丘研究所發表的《中文互聯網中“討論”的消亡》一文中，我們開篇橫向比較了微信與豆瓣兩個內容發布平臺的審查力度。在大半年過去的現在，再次橫向比較這兩個平臺似乎同樣充滿啟發。豆瓣一側，平臺繼續設法壓制公共領域的萌芽。其中一個十分典型的操作在于取消“#”（hashtag）話題功能——當豆瓣用戶想要在廣播中輸入這個字符，系統將會自動將其替換為“*”。（2021年，豆瓣上重新可以打出#，但不再帶有鏈接。）

須知hashtag雖一開始只是2009年一位推特程序員“興起”發明的小功能，但它強有力的內容組織方式在英文/西方互聯網中對許多政治事件和運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譬如早年的#ArabSpring 近年的 #MeToo #BLM 等等。豆瓣系統一個簡單的字符替換動作，也就盡數拆除了這些臨時、靈活、易于搭建的話題廣場；對于一些實事熱點話題，分散的原子化用戶難以再快速聚集起來匯集公共的意見。為示不滿，許多豆瓣用戶都將自己的昵稱前后添加了hashtag字符，聊表對公共性失落的微型抗議。

從表面上看起來，微信一側似乎呈現出了與豆瓣相反的態勢。但仔細觀察會發現，可以看出，這三點公共性的加持都是放在視頻或圖片主導的媒介上。惟有第二點中的“問答功能”是文字的，我們猜想這也是為什么它如此短命——從2020年8月18日開始灰度測試，11月15日卻又不發公告地取消了——作為一個公眾號推文文末留言板的合格替代品，或許它還是太強地鼓勵了“有效的語言”。

至于第一點，微信取消了5000人添加好友的上限，但超出5000人后添加的好友是“僅聊天（chats only）”的，互相沒有開放朋友圈的權限。事實上，創始人張小龍也曾多次被問到關于微信5000人上限這一點，畢竟千分之一的用戶——近一百萬人都已經接近5000人這個好友上限了?；卮鹩浾咛釂枙r他感慨，“（技術上）擴大5000好友這個限定非常容易，但對于它帶來的影響，說實話誠惶誠恐，我們會反復思考?！?/strong>

當下的環境中，數字世界的非文字媒介是否有生長出更嚴肅意義的苗頭，這暫時還值得觀察。如果這些“超越文字”的媒介只是維持詼諧、奇妙、有趣的狀態，它們就仍然只能是數字時代的“私人物件”。即便它們“所謂的魅力擴展到所有人，也不意味著它就變成了公共的東西，也不構成一個公共領域?！保氈?strong>“公共領域可以是偉大的，但它恰恰不能是迷人的。（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7. 公共領域：共同”）”

不過我們曾經的經驗或許并不能構成針對賽博未來的全部推理。就像我們必須認識到微信的存在大大降低了中國人邁向數字世界第一道門檻的高度——因為微信如此深刻地認識超越文字的媒介才是真正大眾的語言，許多此前被排斥在這個新大陸以外的個體才能夠不恐懼、不艱難也不設防地打開他們的第一個App，并也就在這一個生態系統里，可以逐漸學會數字時代的種種基本技能，認識到數字時代可以帶給他們的種種新事物。

去文字化之舉是一個基本的準入——就像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分析的，人類歷史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個真正包含全部個體的公共領域。古希臘的城邦拒絕了女人、奴隸與外邦人，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或街心花園的參與者也大都是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

在這個層面上，文字——無論是寫作的或者言說的——都成了一個排除性的法則，因為只有善用它的一小撮人才能夠真正踏入那個嚴肅議題正在被討論與記錄的房間。微信容納了不同年齡、不同收入、不同城市的用戶，以前所未有的完成度達到了盡可能多中國人在數字世界的在場。如果完全無視單單這一成就所帶來的公共性價值，無疑也是不公正的。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沒有哪個領域不需要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力就像一切個人權力一樣，當它沒有受到恰當的憲政約束時，也很容易轉變為它的反面，成為一種暴虐的權力。（馮克利，<烏合之眾>代譯序）”對于數字時代的公共領域，限制一定是必要的；當然，這種約束也一定須是有理的。

沒有哪個賽博理想國會從天而降，也不是每一個獲得言說機會的個體都天生明白什么是“公共討論”。如果結構性地缺失公共性的場所，那人們將更加缺乏公共討論的訓練。何以才有優質的討論？哈貝馬斯所言的“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或黑格爾所言的“辯證（dialectics）”中的“揚棄（sublation）”，都要求我們清楚話題的邊界，尊重他人已有的論述，識別問題可能的多義性以及推證過程中可能的復雜步驟。

然而，如果全無這樣的訓練或啟蒙，那么群體體現出的將是暴力和絕對的“預判性（presumptious）”言說——只要遇見與自己直覺不同的聲音，就一定要仇恨、斗爭、揭發、舉報、圍攻，直到將他者完全消滅。

此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超越文字”的努力歡迎了更多的成員，那么“超越文字”的媒介又是否能夠促進更優的討論？還是說，這一舉動只是將一個媒體可能發出聲音，人們來到一起得以聽見彼此的場所，變成了更純粹消費和娛樂主導的場所？

我們仍以阿倫特的智慧作結——

在任何地方只要人們以言說和行動的方式在一起，顯現空間就形成了?！彩侨藗兙墼谝黄鸬牡胤?，它就潛在的在那里，但只是潛在的在，而不是必然的，永遠的在。

只有在言行未分裂、言談不空洞、行動不粗暴的地方，在言辭不是用來掩蓋意圖而是用于揭示現實、行動不是用來凌辱和破壞而是用于建立關系和創造新的現實的地方，權力才能實現。

——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28. 權力與顯現空間”

作者：陳飛樾，公眾號：沙丘研究所

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pgAf3Xqf7ioVGPzplX4w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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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自Unsplash，基于CC0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