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一個人的好友可以達到20萬人、200萬人，那么這位“高影響力用戶”此時朋友圈的分享意義將更像是微博的展示意義，其好友也并不會再有聊天的必然意涵，而更像是互相關注甚至單方關注——此時的微信將要承擔起廣場式社交軟件的責任和相應網絡安全審查下的重負，其“熟人社會”的基本關系結構將不復存在，公共性的土壤將繼續延展，這將根本性地重寫微信作為一款社交App的性質。不難理解，微信團隊會為這個上限數字尤感“誠惶誠恐”。而從另一個角度上說，相比于取消好友5000人上限，或許取消微信群聊500人的上限會是于公共性更有直接影響的動作，也即是更不會發生的事情。

五、媒介變遷與公共性的漲落

綜合上面列舉的一些觀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微信團隊一方面增強了用戶之間可能的交互方式，一方面卻也很巧妙地杜絕了真正的公共領域的產生。從一定角度，“超越文字”一舉同樣是一體兩面的——既是對大眾文化的友善，也在同時下降了潛在的更嚴肅內容的優先級。這樣看起來，當文字的力量存在時，評論區等公共領域被嚴格限制，當公共性逐漸增強時，文字的力量被其他媒介所遮蔽。

在地緣上來看，位處廣州的微信團隊很可能確實并非政治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參與者、思考者?？墒羌幢阒蒙碓诨ヂ摼W公司的賽道中，微信不應也無法完全無視政治化的考量，因為在這個國家，它已經是一塊“言談”的（最）重要發生場所。所以，團隊的每一個小動作、小決策不僅會影響到譬如線上商城的營業范式，也會深刻影響公共性的存在與失落。“凡言談遭遇危險之處，事情就在本質上變成了政治的，因為言談使人成為一種政治存在。（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前言）”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文字是一切其他媒介的根基，而語言的混亂會導致文化的混亂。在可見的將來，文字將在微信生態當中逐漸下降它的優先級，在注意力搶奪的戰爭下處在更弱勢的位置。其他形式的“多元信息”將進一步沖散書面文字的權重，也使得數字公共領域的“實在性”值得被重新思考。就像公開課演說中誠懇的表達：“微信作為一個基礎的信息傳遞的工具或者說平臺，一個不經意的動作，可能會引起信息洪流的流向的變化?！贝_實，微信對于自身信息空間的決策會對整個中文互聯網產生方向性的影響。

“公眾號不是給媒體準備的?！薄⑿艌F隊的這一重申或許有遠遠大于其看似技術化和程式化表態的智慧。當一個平臺承載的內容是商業化的，運營者會感到相對安全，因為這個平臺可以也應當依循一個商業契約的基本規則，也就會更可持續；但當一個大平臺成為媒體的，成為了一個有效語言得到組織和發表的地方，它將從資本的棋局滑向政治化的領域，將承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

因為不同的個體可以來到一起，“互相交談、聽懂彼此、讓自己明白”，這“復數性（plurality）”創造了阿倫特論述中“勞動”、“工作”以外的第三個根本性的人類活動：“行動（action）”。而行動將開創新的東西?！靶袆印笔遣豢深A測的，甚至協力行動者在最后也無法控制事件的后果，結局也完全可能不是行動者想要的。這種偶然、獨特、打破先前事件鏈條的“新的開端”的威脅，值得讓運營者感到無比惶恐。所以，“超越文字”之舉如果能夠成功沖淡公眾號平臺的嚴肅媒體意義，微信也能夠在監管下更加安全地成長下去。

在公共性上，這篇文章似乎表現出了一種對文字固執的推崇。其原因是已經過去的時間給我們的證明。非文字的媒介顯然并不是完全沒有公共性上的嚴肅意義，我們可以想象語音、圖片、影像作為庭審的關鍵證據，作為人們聯系與團結在一起的重要催化劑，只是，我們尚且不能想象沒有文字的規章、宣言，或者憲法。這些關鍵的、核心的記錄與“面向他人在場”的“顯現”尚且需要是被寫下的。有些東西惟其被寫下，我們才可以推知這些信念不再是可朽的，它不再是只為一代人所做的規劃。

當下的環境中，數字世界的非文字媒介是否有生長出更嚴肅意義的苗頭，這暫時還值得觀察。如果這些“超越文字”的媒介只是維持詼諧、奇妙、有趣的狀態，它們就仍然只能是數字時代的“私人物件”。即便它們“所謂的魅力擴展到所有人，也不意味著它就變成了公共的東西，也不構成一個公共領域?！?，須知“公共領域可以是偉大的，但它恰恰不能是迷人的。（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7. 公共領域：共同”）”

不過我們曾經的經驗或許并不能構成針對賽博未來的全部推理。就像我們必須認識到微信的存在大大降低了中國人邁向數字世界第一道門檻的高度——因為微信如此深刻地認識超越文字的媒介才是真正大眾的語言，許多此前被排斥在這個新大陸以外的個體才能夠不恐懼、不艱難也不設防地打開他們的第一個App，并也就在這一個生態系統里，可以逐漸學會數字時代的種種基本技能，認識到數字時代可以帶給他們的種種新事物。

去文字化之舉是一個基本的準入——就像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分析的，人類歷史從來沒有擁有過一個真正包含全部個體的公共領域。古希臘的城邦拒絕了女人、奴隸與外邦人，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或街心花園的參與者也大都是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

在這個層面上，文字——無論是寫作的或者言說的——都成了一個排除性的法則，因為只有善用它的一小撮人才能夠真正踏入那個嚴肅議題正在被討論與記錄的房間。微信容納了不同年齡、不同收入、不同城市的用戶，以前所未有的完成度達到了盡可能多中國人在數字世界的在場。如果完全無視單單這一成就所帶來的公共性價值，無疑也是不公正的。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沒有哪個領域不需要限制?！叭罕姷拿裰鳈嗔拖褚磺袀€人權力一樣，當它沒有受到恰當的憲政約束時，也很容易轉變為它的反面，成為一種暴虐的權力。（馮克利，<烏合之眾>代譯序）”對于數字時代的公共領域，限制一定是必要的；當然，這種約束也一定須是有理的。

沒有哪個賽博理想國會從天而降，也不是每一個獲得言說機會的個體都天生明白什么是“公共討論”。如果結構性地缺失公共性的場所，那人們將更加缺乏公共討論的訓練。何以才有優質的討論？哈貝馬斯所言的“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或黑格爾所言的“辯證（dialectics）”中的“揚棄（sublation）”，都要求我們清楚話題的邊界，尊重他人已有的論述，識別問題可能的多義性以及推證過程中可能的復雜步驟。

然而，如果全無這樣的訓練或啟蒙，那么群體體現出的將是暴力和絕對的“預判性（presumptious）”言說——只要遇見與自己直覺不同的聲音，就一定要仇恨、斗爭、揭發、舉報、圍攻，直到將他者完全消滅。

此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超越文字”的努力歡迎了更多的成員，那么“超越文字”的媒介又是否能夠促進更優的討論？還是說，這一舉動只是將一個媒體可能發出聲音，人們來到一起得以聽見彼此的場所，變成了更純粹消費和娛樂主導的場所？

我們仍以阿倫特的智慧作結——

在任何地方只要人們以言說和行動的方式在一起，顯現空間就形成了?！彩侨藗兙墼谝黄鸬牡胤?，它就潛在的在那里，但只是潛在的在，而不是必然的，永遠的在。

只有在言行未分裂、言談不空洞、行動不粗暴的地方，在言辭不是用來掩蓋意圖而是用于揭示現實、行動不是用來凌辱和破壞而是用于建立關系和創造新的現實的地方，權力才能實現。

——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28. 權力與顯現空間”

作者：陳飛樾，公眾號：沙丘研究所

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pgAf3Xqf7ioVGPzplX4w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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