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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導語：根據最新調查結果，2020年的消極情緒指數為過去 15 年最高，有人說，是社交媒體使我們變得更加憤怒了。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就“社交媒體使人更加憤怒”這個話題進行探討，一起看看吧。

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易怒的時代。

知名咨詢公司蓋洛普從 2005 年開始追蹤全球情緒狀況，根據最新調查結果，2020年的消極情緒指數為過去 15 年最高。[1]消極情緒往往包括悲傷、憤怒和憂慮等。

盡管新冠疫情可能加劇了整體消極情緒，但疫情發生之前，全球的消極情緒指數已經持上升趨勢：2006 年該指數為 26，2017 年開始攀升至 30，2020 年為 32。就憤怒這一情緒而言，2016 年開始，感到憤怒的人數也在持續增加。

與情緒的憤怒化趨勢并進，這十幾年來，全球逐漸步入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爆炸使得人們所處的信息環境空前復雜。社交媒體不是虛擬的，也不僅僅是現實的投射，而成為現實的一部分。

據 2022 年 1 月的統計數據，全球互聯網用戶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超過 2 小時，[2]這一數字預計還會持續增長。

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當我們習慣于在社交媒體上交流并接收信息，我們有必要審視社交媒體的影響，尤其是對情緒的影響。

一、信息：刺激的增多

社交媒體上的信息龐雜，不乏刺激用戶神經的信息，加之這些信息往往是短的、去語境的，很容易造成誤解。作為結果，打開一個社交媒體，不難找到制造社會對立乃至鼓吹仇恨的信息，挑撥用戶情緒的行為也并不少見。

網絡噴子，是社交媒體上激發憤怒情緒的重要推手。國內外社交媒體，都常?？梢娋W絡噴子以及類似的“鍵盤俠”“杠精”，這些用戶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交流，而是“反交流”：他們常常沒有來由地制造爭端，用語言挑釁甚至攻擊他人。

具有匿名性的社交媒體，成為他們理想的泄憤工具。有研究發現[3]，網絡噴子的核心情感是恐懼和憤怒，二者都是帶有敵意的情緒，從而驅使他們強烈的表達欲望。

情緒具有傳染性，憤怒也不例外，憤怒能在社交媒體上激發更多的憤怒。一項基于數百萬條微博推文的研究發現，[4]憤怒比快樂更容易沿著弱關系（weakties）傳播，而許多社交媒體都以弱關系為主，這意味著憤怒更容易擴散至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中。

但在這些解釋之外，也有必要認識到社交媒體信息的生產機制。用戶和社交媒體的取向可能并不一致。用戶更希望通過社交媒體獲得情感慰藉、增長知識、累積人脈，但社交媒體（包括平臺和各類賬號）的目標可能是讓用戶點贊、評論、轉發，盡可能在平臺上停留更長的時間，從而獲取更多的注意力資源，并進而獲得廣告主的青睞。而激發憤怒情緒，可能是一種有效且低成本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人本身就難以抵御憤怒的誘惑，用戶也不會聚精會神地審視社交媒體上的每一條信息，甚至某些用戶本身就抱有尋求神經刺激的心態，使得激發憤怒情緒的信息，更容易被點擊被轉發。當這些信息積累了足夠的熱度，又會因為算法推薦而提升曝光度。

2021年 9 月，臉書的前員工弗朗西斯·霍根（Frances Haugen）公開了臉書的數千份內部文件，稱臉書把商業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并沒有如其所對外宣稱的那樣去處理仇恨、暴力和虛假信息，加劇了社會撕裂，這使得臉書陷入了劍橋分析丑聞以來最嚴重的危機。[5]

根據霍根披露的內部文件，臉書在 2018 年更新了算法，以促進“有意義的社會互動”（meaningful social interactions）。新的算法在推送信息時，將優先考慮用戶之間的互動，如評論和點贊，但過激言論和聳人聽聞的信息最能引來用戶互動，因此這一算法實際上激勵了與憤怒、社會分裂、暴力相關的內容，煽動了偏激言論并助推了憤怒情緒的擴散。

霍根認為，臉書很清楚平臺的各種危害，也具備處理虛假信息的能力，但一直沒有行動起來，因為這將與公司的利潤增長相沖突。不過臉書否認了這些指控，回應稱，認為臉書鼓勵垃圾信息傳播并且毫無作為是不符事實的。

二、關系：身份模糊與沖突

憤怒是一種情感，表達憤怒是一種行為。現實中，即便人們難以抑制自身的憤怒情緒，但卻能夠較好地約束表達憤怒的行為，在社交媒體上，這一約束機制卻弱化了。

匿名性常被用來解釋互聯網上的情感宣泄行為，當用戶可以隱藏真實身份，便可以口無遮攔，因為沒有人可以追責。在線下交流中，人們的關系是多重的，需要進行各種各樣的合作互動，個體需要預估表達憤怒所帶來的后果，因此需要克制自己釋放情緒的沖動。

相比之下，在社交媒體上，絕大多數人沒有在線下見面交流的機會，僅僅偶然相遇在云端，即便出言不遜也不會有太嚴重的后果，因此更加敢于表達自身的憤怒。換言之，表達憤怒的懲罰機制失效了。

此外，匿名意味著身份模糊，用戶難以判斷其他用戶的真實身份，而身份與憤怒的流動息息相關。從社會學視閾切入，情緒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表達憤怒是一種彰顯權力的方式，社會對于憤怒的表達有著各種各樣的規則，這些規則界定了哪些身份有權力表達憤怒，而哪些身份的憤怒是粗魯的、冒犯的——

父母可以對孩子表達憤怒，老師可以對學生表達憤怒，領導可以對下級表達憤怒，但當這些表達憤怒的關系逆轉，我們就會覺得“不太恰當”。因為總得來說，積極的情緒常常由下層流向上層，而負面的情緒由上層流向下層。

憤怒是一種負面情緒，地位高的身份有著更多表達憤怒的權力，地位低的身份雖然也會感到憤怒，卻不敢釋放這一情緒。而因匿名導致的身份模糊，混淆了權力界限，使憤怒表達更加自由。

憤怒常常引發暴力，網絡暴力也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話題。相比于憤怒，暴力和權力的聯系甚至更加緊密。耶魯大學社會學暨政治學教授羅杰?古爾德在其著作《意愿的沖撞》中指出，暴力行為與人際關系的結構類型有關，暴力沖突更有可能發生在社會地位相似者之間。

當一個人向同級的人表達憤怒時，對方并不會受到社會規則的約束，有足夠的膽量回應對方的憤怒，當雙方都不愿妥協，就有可能滋生暴力。對社會等級的不同理解也容易引發暴力沖突，例如在傳統社會等級秩序遭受破壞或挑戰之時，人際沖突和群體間暴力將變得更為頻繁和激烈。因此，清晰的社會身份能夠控制憤怒的流動，當身份和社會地位被明確規定時，人們會更加克制自身的行為。

但是，社交媒體模糊了人們的身份。在社交媒體上，用戶常常難以判斷對方的真實身份，控制憤怒表達的社會機制失效了，用戶更敢于釋放憤怒的情緒。一旦出現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就容易出現沖突，甚至發生話語暴力，任何一句稍有爭議的話語都可能成為一場暴力的導火索。

這也是為什么，在匿名性較強的社交媒體上，沖突比熟人社交占主導的平臺更多。匿名性賦予我們更多的表達自由，然而讓每個人的自由得以實現，代價或許就是沖突——畢竟你我的自由，可能不是同一種自由。

三、技術：社會與物質

除了情感宣泄型的憤怒，社交媒體上還有一種常見的憤怒——道德義憤（moraloutrage）。道德義憤大致指人們為他人的非道德行為感到憤怒，道德義憤是一種強大的情感力量，會驅使人們羞辱和懲罰違背道德的人。但當他人的不義行為沒有損害我們的自身利益時，為什么我們要感到憤怒？

這有很多種解釋，其一是道德義憤能夠發揮震懾作用，警示他人違背道德會遭受懲罰，從而減少社群內的不義行為。另一種解釋是，道德義憤能夠讓人與不義者割席，彰顯自己的道德水平，證明自己是可信的。道德義憤可以是善的，它通過追究道德責任來增強群體的凝聚力，但也有惡的一面，對他人的羞辱和懲罰可能引發暴力行為而加劇群體沖突。

人類的心智是一個由大腦驅動的具有認知和情感功能的復雜系統，而大腦的基本構造又源自進化過程，換言之，我們的情感表達受到進化的限制，道德義憤也是一種伴隨人類進化而形成的機制。

人類的大部分進化是在狩獵采集社會中完成的，大約 5000 年前，人類才從原始的無政府狀態向農耕文明過渡。在社交媒體出現前，人類的交流對象較為有限，19 世紀雖然開始出現大眾傳播媒介，但那是單向傳播，也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利用。

在數百人以內的社群中，我們會表達道德義憤，但也會克制道德義憤，面對面交流意味著我們能夠看到對方的表情與行為，能夠感知對方的痛苦，動輒上綱上線只會激發更多的沖突，因此有限度的道德義憤促進了社群的團結。

但當社交媒體出現，人類首次能夠同上億的同類產生聯結，被暴露于前所未有的復雜的信息環境當中。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般不會接觸太多的不道德行為，但在社交媒體上，促發道德義憤的刺激（stimulus）數不勝數，而人們為道德義憤付出的成本卻大大降低，約束變少。

網絡中介化的交流意味著我們看不到對方的表情，更難感知共情對方的痛苦，因而能夠更加輕易地去羞辱謾罵他人，在網絡上表達義憤的閾值比在線下更低，道德義憤比現實生活中更為常見，造成更多的惡。[6]

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是世界領先的復雜系統科學研究中心，該所的研究者將技術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物質技術（physicaltechnology）”，也就是各種科學技術，物質技術的發展依賴于科學原理的發現；另一類技術是“社會技術（socialtechnology）”，包括社會制度和道德觀念等。

社會技術是組織群體追求共同目標的工具，其發展依賴于對人性的洞察，比如市場制度就利用了人性中的自利傾向，道德義憤也可以視作一種社會技術。

社交媒體賦予我們連接世界的能力，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與許多永遠不會相見的人互動，但人類還難以適應這種交流模式。上萬年來，人類交流和自我組織的機制是為了小規?；佣纬砂l展的，人類并不適應與大規模的陌生群體交流。物質技術與社會技術同步發展才能保持平衡，但近年來，互聯網等物質技術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社會技術，人類的道德規范與法律等社會技術面臨挑戰。

但這并不是在鼓吹道德恐慌（moral panic）。所謂道德恐慌，指的是人們在理解一種新的社會趨勢時，因為僅僅聚焦于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而感到焦慮，這種焦慮常常指向媒介技術，從印刷術到電報，從電視到計算機，新技術的出現總會引發新的恐懼。

信息能夠改變我們的認知、我們的情感和心理、我們的道德價值觀、我們的身份、我們如何互動以及我們如何組織社會。社交媒體確實改變了我們的信息環境，讓某些控制憤怒的機制失效，但社交媒體是否加劇了人類的憤怒，依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各種社會機制錯綜復雜，難有一個黑白分明的答案。

面對憤怒，我們需要形成一個共識，憤怒是需要表達的。憤怒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既然我們沒有辦法抑制憤怒，也就沒有辦法遏制表達憤怒的欲望，只能減少激發憤怒的社會因素。憤怒也不必然是負面的，但當憤怒不能夠轉換為建設性的力量，就會成為破壞性的力量。

參考文獻：

[1]https://news.gallup.com/poll/352205/2020-sets-records-negative-emotions.aspx

[2]https://www.smartinsights.com/social-media-marketing/social-media-strategy/new-global-social-media-research/

[3]Ihlebaek, K. A., & Holter, C. R. (2021). Hostile emo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r-right online commenters and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news media. Journalism, 22(5), 1207-1222.

[4]Fan, R., Xu, K., & Zhao, J. (2020). Weak ties strengthen anger contagion in social media. arXiv preprint arXiv:2005.01924.

[5]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1/oct/03/former-facebook-employee-frances-haugen-identifies-herself-as-whistleblower

[6]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38ca3ade4b090f9ef331978/t/5a53c0d49140b7212c35b20e/1515438295247/Crockett_2017_NHB_Outrage.pdf
https://aeon.co/essays/how-social-and-physical-technologies-collaborate-to-create

作者：梁曉健 ；公眾號：騰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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