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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幾乎人手一部手機，伴隨手機而來的，便是鋪天蓋地的、需要你接收甚至回復的信息。那么，我們有沒有可能進入一種“數字極簡”的生活方式，拋棄手機和社交媒體，掌握生活的主動權？不如來看看本文幾位年輕人的嘗試。

Leon已經一年多沒用過智能手機了。

去年3月份開始，這位生活在上海的90后，把智能手機換成了一部只能打電話和發短信的“舊手機”，從而開始了一種“勿擾”的現代生活。

手機終于不再是身體的一部分了，眼睛和雙手都獲得了解放。等公交和乘地鐵的時候，他不必再低頭應付那些未讀的小紅點，反而抬起頭來觀察周圍人的表情和神態，甚至是地鐵上的廣告，“原來每個城市的廣告風格都大不一樣”。

吃飯的時候再也沒有下飯視頻了，不過好奇怪，感官似乎被打開了，他有更多的注意力去關注飯到底好不好吃，菜的味道怎么樣？

Leon并不是唯一選擇這么做的人。一群倡導“數字極簡”的年輕人正在通過“扔掉手機”來反思自己和數字技術的關系。

在豆瓣，有超3萬人加入了“反技術依賴小組”，有超2萬人加入了“數字極簡主義者小組”。他們隔絕電子設備、減少屏幕時間、刪除社交軟件，開始了一系列五花八門的“數字極簡”嘗試。

“數字極簡主義”的概念首次出現是在2019年，麻省理工計算機博士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在他《數字極簡主義》（Digital Minimalism）的書中提出，“數字極簡”是一種技術使用理念，將在線時間集中于少數精心挑選且最優的數字活動，然后享受錯過其余不重要的活動。

他建議，花30天時間暫停非必要的科技，反思它們對于生活的意義，并重新探索和發現那些對人們而言珍貴的事物。

所以“數字極簡”就是不用手機嗎？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要怎么加入“數字極簡主義”，成為“數字極簡主義者”到底會給普通人帶來哪些改變？

后浪研究所和3位不同領域的年輕人聊了聊，他們的“數字極簡”實踐各有不同。有人停用智能手機超過一年，有人刪除所有社交軟件，還有人為了逃離算法開發了反算法App。不知道此刻正用智能手機看文章的你，看完后會不會也想“扔掉手機”？

一、停用智能手機1年，我的各種感官復活了

Leon，男，90后，上海。

• 學科背景：數字社會學、西方哲學、語言學
• 職業：創意咨詢類
• 數字極簡實踐：2021年3月，停用智能手機，用電腦端開展工作；2022年8月，仍在使用功能機

我有一箱智能手機，其中有很多經典款式，比如說Pixel 、比如說幾乎每一代的iPhone我都有，但現在我不再使用它們了，只是偶爾拿出來把玩一下。

購買這些手機，是出于個人興趣，以及科技記者的職業經歷。

我不覺得那些智能手機和功能性手機有多大區別。這讓我在停用智能手機的一年里，沒有感受到太多痛苦。

過去我每天真正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在4小時左右，“成癮”對我而言不是一個問題。但我使用智能設備的目的，和實際得到的感受卻全然相反。

原本想在采訪間隙打個游戲、聽聽音樂，放松一下，卻不知不覺變得更累；原本想找點兒創作靈感，卻總是卷入各種情緒碎片中；原本想簡單點個外賣，各種月卡、紅包、積分卻如此復雜，讓我變得焦慮和煩躁……

可以說人和技術的關系完美詮釋了“你跑，我追，你插翅難飛”這句網絡調侃。

所以我覺得應該做一些改變了。一定程度是職業上的，但從更深層次來說，是自己和這些科學技術的關系有一些病態。

我從去年3月開始停用智能手機，目的是奪回數字健康的自主權。整個“數字斷舍離”計劃可以用“矯枉過正”來形容，即先做減法，做徹底，真正感到缺失和必不可少的東西才是之后需要加回來的。

計劃啟動之前，我和親友溝通好用短信和電話保持聯系，用電腦客戶端替代智能手機完成必要的工作操作，并開始探索智慧政務系統提供的服務。生活中必須使用智能手機的事情，都可以尋找替代品。

比如我在上海要去采訪，該怎么搭乘網約車？其實上海很多地鐵口、老社區門口，都有一個電子墨水屏，即出租車呼叫平臺，可以一鍵叫車。但它很不起眼，許多人根本不知道。

沒有手機備忘錄，我就會帶一個口袋本，上面記滿每天的日程，外面的工具袋可以裝身份證、公交卡、鑰匙等隨身物品。

身份證和打印出來的紙質核酸碼，能應付疫情期間的多數狀況，比如做核酸、身份登記等。全國各地防疫政策很不一樣，不過即使遇到特殊情況也不用擔心，我還有備用的iPod touch。

當然也會有一些小尷尬。一些個體商家沒有POS機刷銀行卡和信用卡，也沒有儲備足夠的零錢，找零就會遇到困難，這個問題遇到挺多的。但正常情況下，你去很nice地跟人家溝通，這些都能解決。

不過，在國內進行數字極簡的嘗試，在我看來還是要比國外難的多。我曾在丹麥做過為期一月的媒體停齋（Media fasting）實驗，帶來的感受與我在國內的體驗大不相同。

丹麥作為數字化程度較高的歐盟國家，移動支付、購票出行、生活繳費，以及一些公共事務都可以在手機上完成。每個人出生、入境留學，或旅居時都會擁有一個電子ID和國民郵箱，借此可以參與到所有的事務當中。

區別在于，它的數字技術和離線工具并存不悖。這讓許多無法或拒絕接入智能設備的人擁有更多選擇權。

我的一位朋友訂的《工程師報》（Ingeni?ren）是工業革命時期的產物，紙刊至今仍在發行。這類百年老報在丹麥并不少見，甚至可以直接送上門。但在國內，大多數城市的報刊亭數量都在削減，大量紙刊已被砍掉，許多傳統老報的版面也從幾十變為十幾。

在《超粘性微信與中國社會》（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一書中，微信被視作超聚合平臺，殊不知此類應用在國內早已有增無減。海外應用雖然也想高度聚合，但功能還是相對單一。

此外，丹麥的許多城市并不大，我想找朋友，就可以直接步行或者騎自行車。

在國內，普通智能手機已經是一種比較常態化的生活方式了，剛停用的前兩周會感覺強烈不適，沒有智能手機打發時間，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但在“被迫無聊”和“享受無聊”的轉變中，我發現其實什么都不做本身就能讓人平靜。不想看書，不想健身，那就發呆好了。躺著、靠著、坐著、站著，甚至什么都不想也很好，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就去享受無聊。

有時，我也會做點奇怪的事兒跟我的“無聊”互動。比如維修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淘來的打字機，維修我那老掉牙的膠片相機。周末我常拿著相機上街拍照，不強求美，只為享受。

我比較工作狂，經常忘記吃飯，尤其是吃晚飯。所以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晚飯時間會在窗前撒點鳥吃的谷子，那些麻雀就天天來等著我投喂。每天都會來好多，二三十只圍在那里。這只不過是生活當中一些看起來好像毫無意義的事情。

一年以后，那些小鳥甚至在我的窗前筑起了巢，還生了超可愛的“小小麻雀”，每天早上5點多鐘還會叫我起床。

放下智能手機，我被屏蔽的感官逐漸恢復敏銳，我感覺我和真實世界的距離更近了。很多迫不得已的、面對面的交流讓我找回了一種真正在做人的感覺。

我的住所附近都是老社區，周圍的商家、鄰居比較固定。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突然發現那些步行的、騎車的、跑來跑去的人都不再是陌生的路人，而是我可以叫得上名字的具體的人，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在地鐵上，我會關注周圍的廣告，人的神情與感受，不同城市地鐵上的廣告大不一樣，人們的狀態也各有不同。

沒了智能手機，我會不會擔心錯過重大新聞？會不會和同齡人沒有共同話題？首先,只要你跟周邊的物理世界有一定的聯系，真正重大的新聞就肯定不會錯過。

比如明天要疫情封控了，不能出門，這種事情沒有智能手機也都會知道的。其次，我會把擔心錯過的心態轉變成享受錯過。

現在我還在用我的 iPod touch，它并不是一個很好的設備，甚至會帶來很多煩惱。但我現在沒有用回智能手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找到一部我特別想用的智能手機，僅此而已。

二、戒斷社交媒體20多次，終于成功了

史東，女，95后，北京。

• 學科背景：哲學
• 職業：文化藝術產業類
• 數字極簡實踐：2021年7月，停用大部分社交媒體；2022年8月，重新引入社交媒體，每天有固定使用時間，一周內有一天完全不用

我第一次聽說“數字極簡”這個概念，是我大一在英國UCL讀哲學的時候，過程非常有趣。

當時我們在教學樓做小組討論，提議把所有人加到一個Facebook群組里面。有個同學就說“我沒有Facebook”。我問他“你有別的東西嗎？WhatsApp之類的”，結果他什么社交媒體都沒有，只說可以把電話號碼給我。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不用社交媒體的同齡人。

真正開始熟悉這個概念，是在2018年，我去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過圣誕節?；赜幕疖嚿?，我隔壁坐著一個金頭發的英國男生，戴著細框眼鏡，長得特別“英國”，就在那兒靜靜看書，他在劍橋大學讀哲學系。

后來我們倆就聊起來了，聊最近看什么書，生活有什么改變。他就說最近把他的智慧型手機給“扔”了，手上還拿著一個翻蓋手機，特別老的那種。

火車到站的時候，我們約好下次在劍橋一起吃飯，一起參加研討會。他從西裝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鉛筆，一疊便條紙，讓我寫了我的Email，說回頭跟我聯絡。后來還真就給我傳了Email！邀請我去劍橋參加研討會。

我當時覺得他好酷啊，原來還有這種生活方式。

轉眼到了大四，畢業季的壓力蜂擁而至。那時候壓力越大，越想看社交媒體。有的時候坐在教室，突然就手癢想要拿起來看，刷個5分鐘放下，隔10分鐘再拿起來，時間被切的很碎，沒有任何規律。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的陰影籠罩全球，各個國家的互聯網平臺都像被戾氣充脹的氣球。我通過微博了解國內正發生什么，映入眼簾的是激進的話語和相互指責。

這種明顯要激起人情緒的文字讓我很不適，我突然就意識到已經受不了再看到這類文字。

2021年7月，我刪了所有社交軟件的賬號，只保留了B站和YouTube的視頻上傳功能，以及微信的通訊功能。

我的戒斷計劃可以用“去蕪存菁”這四個字形容。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接觸社交媒體至今，我至少嘗試戒斷過20多次，但均以失敗告終。

全部失敗教會我，這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事情。我必須搞清楚它真正讓我困擾的是什么，我的目標是解決它帶給我的“大的壞處”。

其一，社交媒體加重了我的攀比心。我通過發布自己的生活狀態和漂亮照片，來填補內心的空虛，但卻適得其反，更加焦慮。其二，它浪費我的時間，讓我注意力渙散，睡眠質量下降，夜里頻繁醒來拿起手機看，這些都很耗費時間和精力。

基于此，我關閉了“瀏覽他人微信朋友圈”的功能，卸載了YouTube、微博、Facebook、WhatsApp、QQ，以及Instagram。Instagram是我最難割舍的App，我每天會花費3到5個小時在上面。

萬事開頭難，整個戒斷過程最“磨人”的就是制定計劃和守住底線。

前3個月想用社交媒體的“癮頭”襲來時，就像一堆紅火蟻在啃噬你的大腦。手機里沒有社交軟件會讓人陷入很無措的境地，但只要打過這場硬仗就好了。

我的幾個好朋友，在我戒斷3個月之后，還沒有注意到這件事。聚餐的時候，我自己主動提起了，他們這才驚訝地問，“啊，你戒斷Instagram嗎？完全沒注意到呀?！比松兄匾呐笥?，不會因為你不用社交媒體就離你而去。

大家的態度也從側面印證了“數字極簡”是很多人需要的。我甚至不用解釋，絕大多數人就知道為什么我要戒斷社交媒體。他們不會覺得太極端，反而非常認同和尊重這個選擇。

戒斷期間，我變得不再執著于從社交媒體獲得靈感來源和價值認同，不再期待別人的點贊和贊美。但這一年里，我收獲了更多。

戒斷計劃完成后，所有認識的人都說我肉眼可見的，變得特別開心。

我每天至少能睡七八小時，睡眠質量明顯提高，容貌焦慮減少很多。

我把計劃了很久的法文課提上了日程，有更多的時間和朋友打電話，也用新愛好填滿了時間的空隙，比如寫作、寫日志、玩膠卷相機。書本、音樂、電影成了我新的靈感來源，它們比社交媒體更有質感、更有深度。

有得必有失，如果有用社交媒體，也許我B站的粉絲更多了，甚至能夠變現。雖然有點可惜，但是一想到它們的達成，要犧牲我的睡眠和精神健康，突然就覺得沒那么值得了。

作為一個自媒體人，我認為有道德責任需要去承認，在戒斷社交媒體時發布視頻是矛盾的。但我能做的就是打破第四道墻，提醒大家“不要沉浸式地看我的視頻”，讓觀眾自己去思考。

戒斷一年后，為了事業我重新把社交媒體引入生活。不得不用時，我就把它們全部下載到iPad上。手機作為隨身攜帶的東西，我不允許這些App存在。此外，我設置了固定使用時間，每周也有一天完全不用。

在看過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之后，我重新思考了社交媒體的本質。那些互聯網公司，高薪聘請了全世界最聰明的人創造了一個系統，目的就是為了讓你多看。再有自制力的人也不太可能通過一己之力去抗衡。

但我覺得戒斷的意義不在于永遠遠離社交媒體，而是親身體驗過之后，才知道哪些是必須的，自己生活的邊界在哪里。

三、技術人如何抵抗算法的控制？“打不過就跑”或開發一個“白馬騎士”

冰以東，男，95后，廣州。

• 學科背景：信息工程
• 職業：軟件開發
• 數字極簡實踐：2022年5月，開發反算法App“喵醬愛訂閱”

刷抖音的時候，不知不覺發現半小時沒了。這種耗時讓我覺得非常沒有意義，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強烈的空洞感。

有時候打開B站，想看看喜歡的Up主有沒有更新，算法卻根據今天的情況量身推薦了內容。這些內容的吸引力極大，我很快就被干擾了。時間流失的飛快，我什么也沒得到。

還有QQ，經常會推一些認識的人讓你去加好友。就是不想加而已，這個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覺得人是一個邏輯的處理器，你輸入什么，就會輸出什么。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節制，控制自己的輸入。首先是盡量減少輸入，然后找一些可信的信息源。

之前我關注了很多有趣的博主，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慢慢覺得有趣并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我更關注那些有點深度的話題。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控自己在互聯網中的主動性，不想讓算法牽著鼻子走。

所以我計劃開發一款“反算法”的App，它要幫我節省時間，還要跟著我的價值觀走。真正開始著手去做，是在今年的五一。

我的一位朋友在工作之余開發了一款幫人保持專注的App。它以“沙漏”為靈感來源，手機倒放就會開始計時，手機正回來就會結束任務。受他的啟發，我決定把頭腦中的計劃落實下來。

我花了3天時間把它做出來，取名為“喵醬愛訂閱”。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我有兩只貓，更重要的是產品的核心功能是“訂閱”。

App Store里的“喵醬愛訂閱”

它能幫我做什么呢？其實很簡單，手動訂閱想看的人，然后在列表點擊，就會一鍵跳到他的最新動態頁，僅此而已。它能夠訂閱B站和YouTube兩個平臺的內容，所以國內外的用戶都可使用。

功能如此簡單，是希望能以最高的效率、最快的速度看到想看的內容，并且不受算法推薦的干擾。

我還有意設置了“手動添加訂閱”，就是為了提高門檻，讓用戶在生出“想要關注大量賬號”時知難而退，僅僅留下那些真正無法舍棄的人。

App做完后，我分享到了技術社群里面。差不多半天，就有5000多的瀏覽量，幾百條評論，這讓我很震撼。

有些人說太需要這個東西了，夸我很有想法，有些人說他也想做但沒付諸行動。負面評價主要說我沒做調研，B站就有關閉算法推薦的功能。但即使關閉了B站的算法推薦，平臺還是會給你推薦一整屏的內容。我會因為獵奇心理看更多內容，根本沒法節省時間。

App上線之后，我連續使用了一個多月，后來就很少用了。原因在于，第一個月我在刻意控制自己，希望這個App能幫我節省時間。之后不用并不是因為“我想擁抱算法”，恰恰是因為我覺得“算法和我訂閱的這些人”都沒什么意思了。

它確實幫我拿回了一些主動權。那段時間，我腦子很亂，做決策的時候會聯想到很多事情。這些事非但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還會拖慢我決策的速度。當我試著控制輸入的信息源，我感覺我的精力回來了。

App上線兩個多月了，現在日活在100多位。開發它的初衷，注定了它沒法商業化的命運，用戶數量也不會太多。

一些用戶建議增加推送、一鍵導入的功能等。以上這些，在產品設計階段我都考慮過。

首先，即使加了推送功能，你也不一定能立刻看，這是在變相交出自己的注意力。其次，一鍵導入背離了“只看最想關注的人”的初衷，讓愛訂閱變得和B站沒什么兩樣。

“喵醬愛訂閱”的用戶反饋

我常常思考，技術人如何抵抗技術的捆綁？

第一種方式是“打不過就跑”。我開發“喵醬愛訂閱”，就是為了逃離算法的控制圈。

第二種方式是打造一個“白馬騎士”，讓它和“算法惡魔”進行較量。

舉個例子，互聯網上信息量大，良莠不齊，各種推薦讓人眼花繚亂。于是，我的朋友開發了一個功能為推薦算法和信息過濾的AI。他用自己的偏好和價值觀訓練AI，讓AI基于平臺推薦的結果重新過濾，再推薦給他自己。這也是技術人的技術抵抗。

其實我們早已從Web1的看世界，來到Web2的求效率，并逐漸走向能夠克服Web2弊端的Web3時代。當Web3來臨時，或許我們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動權。

Web3突破了Web2的中心化搜索模式，海量的信息不再只由少數搜索引擎掌握。在新的分布式信息檢索模式下，用戶能夠根據自己價值和判斷，選出優質內容。這些內容的排序并非由算法推薦給出，而是由用戶自己投票。那時，我們就擁有了主動選擇的權利，不用一直在算法推薦的內容里面隨波逐流。

Web3雖然還在泡沫期，但我認為泡沫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海面上的泡沫，隨著潮汐往前推動，當潮汐退了，泡沫沒了，沙灘上還是會留下泡沫的痕跡。

它至少給人帶來一種警醒，原來我是可以掌握主動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