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討論消亡，究竟是什么在逐漸消亡？這篇文章從“公共空間”和“對話”；兩個關鍵詞談起，針對性對比了中國和西方國家在公共空間和對話方面的差異并溯源，發出對我國當前現狀的感概。推薦對互聯網、虛擬空間、社會科學感興趣的伙伴閱讀

近三年前那篇舊文《中文互聯網中“討論”的消亡》圍繞了兩個主要的關鍵詞，一個是”公共空間/領域”，一個是”對話”。2022年初受TEDxGuangzhou邀請，錄了一段講稿，當時的主題也是”對話”。

幾年時間風云變幻，值得書寫的公共事件層出不窮，我們（這個同溫層內）的許多失望和憤怒的情緒或許依然可以歸結在這兩點：一是“公共空間”，不論物理的還是虛擬的，實際上并沒有對公共議題開放。人沒有公開使用理性的空間。二是求“對話”而不得。

三年時間，移步換景。

環境在變，觀察主體同樣在變化：“討論是否已經消亡”似乎都已經不值得問了。這篇文章想要補充的是對“水土不服”問題的觀察。這也是此前的文章并沒有覆蓋到的：溯源來看，“公共空間”和“對話”這兩個概念的起源都是西方的?！伴偕诨幢眲t為枳”，是否正因如此，這兩個概念才在國內這么擰巴、別扭、缺乏生存空間，甚至對一個巨大部分的人口來說難以理解甚至并不自然？

中國原生的社會組織形態被形容為一個如波紋推開的”差序格局”——”推己及人””一表三千里””治國齊家平天下”——家庭、家族、宗族、國家、天下，這些群組是一個逐漸擴大的范圍，而并不講究從何處開始有了私密與公共之間明確的邊界。

所以可以說，我們遠了有家族（familial）空間，20世紀有集體（collective）空間，而公共（public）概念是外來的，且來了也不過一百多年。

曾經脫胎于西歐一整套政治哲學體系的所謂公共空間，到今天仍舊在這片東亞的土壤上發育不良。其中一個表征可能是“既無真正的公共也無真正的私密”的狀態。公共對應著私密；公共空間的有意義的存在，必須建立在保證了私人空間同時存在的基礎上。二者互相對照也互相支撐。

當我們說，缺乏一個可以自發、不受限制聚集，可以表達和討論社會議題的公共空間，但其實反過來，不論在情感上、科技上、還是產權上，我們也并不真正意義擁有不被侵犯的私人空間。身體被侵犯，行為數據被挪用，家門被闖入。好像這種絕不可觸碰、違背、僭越的邊界意識，不論是概念的、法律的，還是空間的，始終沒有成為不言自明的社會常俗。

父母進入子女房間，國家力量進入私家公寓，對大多數人來說無可厚非，被視作禮儀問題或者文化問題，沒必要上綱上線。這些可能都是西方”公共-私密二元關系”，與東方這套植根已久的流動、漸層式、人情為中心向外推開的空間關系相沖撞的結果。

?沙丘研究所

“對話”概念也在國內水土不服。“對話”要求兩個平等獨立的主體。

這聽起來如此簡單，但在國內語境下面又是如此困難。如果平行瀏覽《理想國》和《論語》，那么回看同是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和春秋時期，蘇格拉底和雅典的其他人談話是一種來來回回的”掰扯”，他不停尋找對方論述里面的邏輯問題，然后試圖用說理駁倒對方。這辯證（dialectic）是對話（dialogue）的基礎。

但孔子不會和弟子有什么來回往復的“正題反題合題”，而是有人提問請教，繼而孔子“答曰”。另外，孔子說出來的話就已經是最后的真理和最終的答案，記下來就好。這種交往形式的本質不同一直到現在都看得到明顯的表征。

國內很多上年紀的人其實是沒有“對話”的基本能力的，他們擅長的是識別尊卑、長幼、君臣、父子，知道面對一個權力比他高的人怎么說話，面對權力比他低的怎么說話，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一個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說話，特別是怎么樣直接但又心平氣和地表達不同意。

儒家的這種“家天下”傳統也取消了所謂“個體”的概念。個體的存在需要一種“分離”，一種脫離于他人，脫離于人際網絡的單獨成立狀態，“對話”也需要這樣的兩個個體。

但要是本來就黏在一起，本來就是“一家人”，哪要什么對話？當家的想，小孩兒去國外讀了書，現在回了家也想搞搞國外那套。有些家長樂呵呵配合一下，這配合來源于他知道小孩不可能真正挑戰到他的地位。有些家長劈頭蓋臉就是一頓。這好像在家庭或者更大尺度層面不斷發生：年輕人想要的是和“家長”對話，“家長”想要的是作為年長者訓訓年輕人，年輕人覺得“家長”蠻不講理，“家長”覺得年輕人不夠依順。

兩邊看似在互動，但實際上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沒有在做同一件事。雞同鴨講，最后兩邊都氣壞了。

中肯的評價——我想，從150年前凸顯出來就是這個問題，至今如此。只要中國的意識形態系統和西方那一套的本質上不兼容，更多糾纏難解的問題還會不斷產生。但我沒有浪漫化的倡導?！拔覀冃枰喙部臻g”“我們需要的是對話”——這樣的呼吁還是太簡單了，并沒有回答水土不服的問題如何化解。

另一個需要補充的面向是：不管把問題叫做“討論的消亡”、“公共空間的消亡”還是“對話的消亡”，當沒有某個東西，我們就會傾向于浪漫化這個他者，理想化那個外部。但其實那只是中文互聯網中討論消亡了，可以說這幾年來全世界的互聯網都在公共廁所化。

把三個所謂消亡放到墻外，幾乎也一樣適用，只是程度可能沒有國內那么徹底。這也當然不只是互聯網的問題。歐美國家的騎士精神凋零，公共人衰落，極端右翼大行其道，撒潑耍渾者的謊話、拳打腳踢者的粗話、拍胸脯者的大話充塞著公共空間，偏偏就是沒法好好說話。

回到國內語境，如果說這兩個概念確是舶來品，那么比起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抵制的呼喊，我更好奇是否存在一種化解或者克服這種水土不服的方法?！痹趺丛谥袊龉部臻g？“（或者“是否存在“是否可以這樣稱呼？）

這個問題在八九十年代風靡過一時，因為它的萌芽；現在“公共空間”問題又流行起來，因為它的消失。但這個問題意識的重新出現，好像并沒有帶來對它內生不兼容難題的細細剖解，我們在對它的使用上仍顯含混。我一直認為虛擬世界的空間概念需要首先找到它在現實物理空間中的對應類型，否則這樣的比喻缺乏依據。

而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國內的“公共空間”常常被不加區分地等價于“外部空間”——建筑物之外剩余的部分，“綠地空間”——放綠植和噴泉的地方，“公眾空間”——博物館、畫廊、展覽館，“社區空間”——僅對圍墻小區內居民使用的活動場地……

建筑師、規劃師小心地繞過這個概念內生的政治的部分，把“中國的公共空間”轉譯為在建筑和城市設計效果圖里放上跑步、下象棋、跳廣場舞的亞洲面孔，但這并不意味著找到了糅合的中途。如果我們真誠地把空間問題辨識為總體問題的癥結或者說表現，我想我們思考得還不夠認真，或者說已經根本放棄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