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權能力,媒體價值的高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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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云亦云的年代,在所謂的大數據人工智能滿天飛的當下,我們與其擔心自己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還不如做擁有自我價值判斷能力的主人,駕馭互聯網的所有工具和文明成果,實現自我的解放和賦權,才能夠活出一個有逼格的生活,自由自在,自我實現的生活。

截止2016年6月30日,微信活躍用戶達到了8.06億,從這一刻開始,也意味著互聯網的兩項功能之一的,連接的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再進行所謂的增量已經十分之艱難,而到了2016年底這個數字落定在8.46億,半年4000萬增速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這意味著,連接帶來的價值創造紅利期已經過去,任何人需要進行價值創造,已經不再或者也根本不需要重新建立所謂的連接體系,而利用互聯網連接的基礎設施即可展開相關的業務。

而互聯網的另外一項使命也登上了舞臺,那就是進行連接之后的內容革新,所謂連接之后的泛內容消費的革新換代。

然而看看這些需要革新升級的內容的基本態勢,以最為狹義的信息內容為例,經過了互聯網早期的上網和數字化過程,將存量的線下內容搬到網上(數字化、上網),到在網上直接生成新的信息內容(UGC、社會化),都是以人為中心進行內容的生產。

而隨著社會化媒體的興起,內容的生成轉變為以社會關系為中心進行生產和傳播,并且也呈現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特征,信息的傳播方式的變化,圍繞中心的轉移,造就了信息傳播規律的改變。

曾經中心化的傳播變成了以碎片化的傳播,這也直接導致了獲取信息的碎片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利用信息的成本大大增加,進行系統化的信息內容的匯總總結變得剛需。

而另外一個層面,降低門檻的信息生產,又讓信息泛濫成災,過載的信息耗費了我們更多的時間,使得我們在短時間內從信息中抽取有價值的內容越來越難。

本來是要完成社會效率的提高的,然而科技進步引發的連鎖反應最終導致的結果不令人滿意。

對于過重負載的信息進行瘦身,從繁雜的信息中進行信息的提煉以提高時間效率,成為重要的話題和剛需。

連接完成之后,提升運作效率則成為互聯網變革留給我們的遺產。

(一)

圍繞內容獲取和消費的效率提升,我們通常有幾個基本的方法:

其一,通過信任專業機構的專業推薦,以為我們進行內容的篩選和提供,以節約我們的時間,這一種外向型的需求,造就了不同的內容服務者出現,諸如羅振宇的《羅輯思維》等等一些知名的媒體,或者內容服務商都完成了這樣的需求的滿足。

其二,通過擁有在線的檢索和實時連接能力對抗信息大爆炸,其核心模式是通過建立連接之后,實現對于各種連接資源和對象,包括人、商品、服務等等信息的有效索引,并保持24小時不間斷的在線連接能力,在遭遇信息需要的第一時間實現連接和計算,最終得出最為有效的有價值的信息。

這樣的模式,類似與云端理念,通過建立起與云端服務器的實時在線連接,通過前端需求的觸發隨時連接后端的云端,以實現即時反饋的獲得,而云端的大數據計算能力則是公共設施的一部分,其核心本質就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技術的支撐。

其三,建立自我判定的價值認證體系,所謂的獨立思考能力,將進行價值判斷,信息篩選檢索的重心有云端的支撐服務,落定為前端的獨立判斷能力,發揮端的能力,這也相當于建立了一個自我的標尺,對信息內容進行價值判斷的標準,統一的認證體系,卻同時擁有了一定的個性化色彩。

而在前兩種方法的比較中,第一種方法,以人格化為顯著特征,相信具有專業能力和人格化品牌溫度的機構或者個人的推薦,從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方法;而另外一種方法,建立實時檢索的云端連接能力,是通過專業化的智能分析技術,建立起的人工智能系統進行需求匹配。

兩種可以形象的應對人工智能和人的功能定位之間的競合關系,以及優劣勢的比較。

人格化因素變得更強,則意味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市場就會變少。

(二)

而在現實的案例中,在向用戶提供各種內容信息服務的兩個案例中,《羅輯思維》和《新榜》,在某種程度上分別代表了兩個不同類型。

人格化的《羅輯思維》,通過人格化魅力,吸引了粉絲的認同和信任,并進而去消費其生產的內容和推薦的內容,本質上羅輯思維對于內容進行了一個標簽,或者做了一個類似建立排行系統,和推薦系統的工作。

而《新榜》所提供的新榜指數,沒有任何人格化的因素在其中,而是以專業的評估模型和量化指標,對微信公眾號的綜合影響力進行排榜,進而進行一種推薦和鑒定。

而同樣是第三方的身份,《羅輯思維》的第三方新媒體,特別是“得到APP”上線后,一個平臺型組織更多時候是連接知識內容提供者和消費者之間,而自己作為其中的鑒定和評定機構,進行推薦。

《新榜》從本質上是連接了微信公眾號提供方的“微信+公眾號運營者”乙方,另外一方連接的是公眾號投放、投資等的需求方,實現第三方身份的背書。

這也就體現了公正性一面。

同時,《羅輯思維》的人格化因素,羅胖子的個人魅力人格體,以及《新榜》嚴謹的數據態度都實現了其公信力品牌的打造,羅振宇的超級IP以及《新榜》的品牌,都承擔著建立公信力的重任。

第三方身份、公信力這兩個因素是傳統意義上的媒體的基本特征,構建在這兩方面因素之上,對事物進行標簽和評定的能力和智能,是媒體能力的一種具體表現。

在媒體諸多的功能,比如解決各種的不對稱,新聞信息的不對稱、知識經驗的不對稱、資源與服務的不對稱過程中,其自然擁有的第三方身份,以及修煉成就的公信力,同時產生了其另外一個衍生的功能,就是進行價值判斷和鑒別的能力,落實到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榜單(推薦榜)輸出的能力,本質上都是媒體賦權的能力。

因此,從本質上說《羅輯思維》和《新榜》都是一個具備媒體屬性的平臺,通過進行平臺互動主體(內容和服務)的價值判斷和鑒別,輸出出榜單和(推薦榜)的方式,產生其背書的價值。

背書的價值,一方面是為服務匹配一定的品牌背書,從另外一方面也在體現其價值賦權的能力,對服務內容進行標價,定價,或者說是影響價值形成的過程。

因此可以看到,《羅輯思維》和《新榜》在完成簡單的信息不對稱和知識經驗不對稱的過程中,還實現了功能能力的升級,通過第三方身份的鑒別、篩選、推薦、標簽化,實質上在發揮媒體的隱性權力,對事物進行媒體賦權的能力,這往往是被認為是媒體價值的高級階段。

曾經媒體的核心功能在于議程設置的能力,而議程設置作為業務層面的功能,相對應的價值變現手段就是進行媒體賦權,將一種事物的價值通過媒體的賦權,起到肯定、確認、升值的作用,最終實現價值的變現,增值,最終實現自身價值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變現。

這或許才是這兩大平臺的核心價值。

羅輯思維的CEO脫不花在新榜大會上的分享中提到,2017年,羅輯思維將不僅僅是去匯聚更多的知識內容生產者,為用戶服務,還將打破當下的知識內容的界限,廣泛征集各種滿足用戶的“泛內容”(不僅限于知識內容),經過羅振宇的“鑒定”和篩選,并最終通過線上線下的場景活動《知識發布會》推薦給用戶,又在不斷的強化自己作為鑒定師,價值賦權者的身份。

從本質上說,《羅輯思維》和《新榜》在兩個不同的細分層面,完成了對于價值賦權能力的打造,未來,其變現的核心支撐就是這種價值賦權能力的價值挖掘,而二者其實存在這一定的競合關系,雖然各自的專長和聚焦點不同,但是人格化特征和標準化特征的技術,最終一定會出現大融合,至于誰更加有市場,我們還未必在當下猜得出來。

無論未來如何,當下,擁有眾多不知道如何篩選出自己有價值內容的所謂的“新興中產階級”的群體數量之大,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或許已經失去了自我判斷能力,以及篩選有價值信息內容的意愿,習慣了將所有的工作都交由第三方機構來代為完成。

這或許是其權衡真實的成本結構之后帶來的自然反應,或許是其另類懶惰的具體表現,人變得越來越懶了,將更多的工作交由代理方去完成,或許是當下最大的悲劇,是技術進步帶來的信息負載現象給人類困擾之外,人類自身加劇這種被困擾的主觀原因之一。

(三)

而在另外一個層面,第二種方法,所謂的加強自身價值判斷能力,通過鍛煉,成就每一個個體都擁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的標尺,輔助基本的工具,完成對于復雜信息的篩選和自我價值認定過程,而不是依靠所謂的人格化推薦(羅輯思維),不走人情圈,也不過度依賴標準化數據(新榜),不偏信所謂的人工智能,而是作為其價值判斷的重要標準和尺度元素之一,成為駕馭工具的明白人,或者是智者,才能夠在復雜的社會環境活出真正的自我。

當下,信息爆炸的時代,過載的現象,已經讓我們獲取有價值信息的成本,無論是經濟成本還是時間成本變得高企,而解決這種技術進步帶來的副作用的影響,從本質上做一個社會生活中的智者,需要做的或許是能夠確立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擁有自己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的基本方法,擁有專業專注研究的能力。

而對于人格化的服務機構,以及專業化的數據服務平臺等工具,只作為支撐自我判斷能力的重要因素,為我所用,而能夠善用工具實現自我提升,從現象中抽離出來,做自主自己命運和價值觀的主人。

在人云亦云的年代,在所謂的大數據人工智能滿天飛的當下,我們與其擔心自己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還不如做擁有自我價值判斷能力的主人,駕馭互聯網的所有工具和文明成果,實現自我的解放和賦權,才能夠活出一個有逼格的生活,自由自在,自我實現的生活。

 

本文由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 @欒春暉(微信公眾號:dogdaoge) 原創投稿,并經人人都是產品經理編輯。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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