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老實地承認這個題目有標題黨的嫌疑，但看完這篇不長的文章，你可能會同意微信確實吞沒了相當于很多條生命的光陰。但請相信我不是微信黑，比微信更糟的多了去了。也請不要聯想Facebook收購WhatsApp的事兒，WhatsApp真心沒用過。

我發現微信越來越慢了，不要告訴我換高端手機、清理聊天記錄，只當我屌絲用戶一枚，況且在沒有干凈的方法導出聊天記錄之前，我不能刪。不止是慢了，找到功能更難了，心智能耗更高了。

我很能理解Pony和Allen，他們確實是能在瞬間把自己變成傻瓜的，微信有這樣的用戶體驗，已經實屬難得！只是，當他們賦予微信一個無所不包的平臺的使命時，傻瓜必須提高智商了。

好吧，我應該閉嘴了，拿了那么多紅包，還腹黑？！其實對騰訊我是有偉大公司的希冀的，偉大公司在守護用戶體驗上總有些信仰式的、文化層的、制度性的東西在。

不如講講谷歌的幾個老故事吧。90年代崛起的搜索引擎不下十幾家，沒信念的創業者和無節操的投資方陸續把它們門戶化了，唯有谷歌堅持了搜索的純粹性。謝爾蓋·布林設計的第一個谷歌主頁，就是簡潔到極致的一個輸入框，兩個按鈕。

后來一直嚴把用戶體驗關的是“女漢子”瑪麗莎·梅耶爾，她的經驗就是數數。2000年的一個深夜，她偶然打開一封無厘頭的電子郵件，標題是一個數字 “37”，內容空空如也。梅耶爾若有所思，把這位無名氏所有的郵件都搜了出來，果然都是一些數字，33，53，……。翻到后面，終于有一封信給了 線索：“61，我們越來越重了，不是嗎？”這個斯坦福人工智能的高材生開始像小學生一樣在數字中找規律，終于發現每一封信的日期恰好是修改主頁的日子，“61”的那天也正好是主頁最臃腫的一次。難道這位老兄在數單詞？梅耶爾把過往的主頁找出來，一封封地數，果不其然。最早的一封信赫然寫著：“13的那些日子了發生了什么？”是的，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谷歌主頁上是13個單詞，慢慢地，情況似乎有些失控了。

梅耶爾幡然醒悟，從那時起，主頁上有了一道鐵面無情的大閘，28，這是布林和拉里·佩奇能容忍的主頁上的最大單詞數。2008年，梅耶爾想要往主頁上添加一 個新的鏈接，“隱私”，可是主頁的重量已經是28，怎么辦呢？不能改規矩，只能把頁面底部版權行里面的”谷歌“一詞拿掉。當信仰內化為制度，一切都變得簡 單。

佩奇對快的追求是近乎偏執的。在外地出差時，他常常會閃入當地的網吧，去算一算谷歌主頁加載的時間。對于產品經理來說，在GPS（谷歌產品戰略）例會上做演 示是要承受心臟爆裂的壓力的，但凡不是特別流暢，佩奇便六親不認開始大聲報時：“1000毫秒，2000毫秒，……”事實上只要出現秒級的延遲，產品已經 掛了。

保羅·布切特（Gmail之父，“不作惡”口號的始作俑者）有一次做Gmail的早期演示，佩奇毫不客氣地批評重新加載界面花了600毫秒。不服氣的布切特 回到自己座位上一查日志，還真是絲毫不差。佩奇的偏執不是沒有道理，后來工程師對谷歌的搜索日志做了分析，發現如果查詢太慢（哪怕只是多出100毫秒）， 用戶會不自覺地放棄下一次搜索，或者傾向于從前次的搜索結果（雖然不太滿意）里找，而非重新換一個關鍵詞查詢。

佩奇知道，產品經理和工程師墮入“熵增”（加入太多雜亂的功能）或許是宿命，他杜撰了個“佩奇定律”：每18個月，軟件會慢一倍。而谷歌的使命是征服這一定律。這被植入產品經理和工程師的本能中，就像躲避危險一樣跳離功能怪圈。在佩奇的信念里，一切延遲皆可消弭。為了激勵對速度的不懈追求，公司文化中適時加入了獎懲機制。

谷歌的量化管理基于所謂目標關鍵結果（objective key result，OKR），其中一項就是戰勝延遲。每一個產品都有基準測試，定義最大延遲時間，姑且叫它”延遲帽“。天才的執法者們想出了一種市場交易機制 來保證”延遲帽“的強制實施。不能達標的團隊可以與其他團隊交易（像碳排放交易一樣），交易的貨幣單位是“人命”。繞了一大圈，終于切到正題。

如果一個產品的用戶基數是5000萬，每天多讓用戶花了2秒鐘，那相當于每年殺死18.25條人命（假設個人壽命70年，即20億秒）。這個團隊必須從其他 團隊借“命”。典型情況下，借10條命的代價是讓出原本分配給該團隊的1000臺服務器，或者該團隊下個月所有的按摩券。最后，如果累計欠債多于某個閾 值，那就徹底喪失游戲資格，后果是該產品的功能表被冷凍，在把延遲降下來之前不能增加新的功能。

回到微信，6億用戶，如果每天讓用戶多花10秒鐘，那是多少條人命呢？對一家矢志創造偉大產品的偉大公司來說，0才是終極的目標。

原文來自：互聯網分析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