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外賣行業的迅猛發展，外賣員這一職業選擇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王興的全員信和美團的財報數據看起來很美好，但從外賣員個體的角度，感受又會不一樣。

今天看到兩則關于美團的新聞：

一個是美團CEO王興最近發表內部全員信，他提到，去年美團平臺獲得收入的騎手約745萬，獲得報酬超過800億元。

一個是上海3年掙到102萬的”卷王”外賣員被曝取餐時發生車禍。這與前幾天另一則新聞屬于同類：一家六口人曾經有五口在北京送外賣，在父親發生車禍后，全家返回老家。昔日的明星外賣員，現在已經換了敘事。

外賣還是一份好工作嗎？

這兩年關于”大廠的終點是外賣和滴滴”的調侃很流行，離開大廠兩年的我，也跟北京這邊的外賣員聊過，努力工作的話，他們的月收入大多在6000-8000元之間。

“現在過萬很難了”，我還記得說這句話的是個小伙子，當時我倆在同一個電梯里，他請我幫忙按電梯，好讓他在6樓快速送完外賣，不用重新等電梯，就繼續去送樓上的。閑聊間他提到，最近外賣員多，他們平均每單的價格又下降了，”好多老人都走了”。

官方統計數據里的外賣員收入是多少呢？

綜合王興全員信與美團2023年財報披露的幾組數據：745萬騎手、超800億元報酬、配送單量219億單，不難算出：美團騎手平均年收入1萬出頭，年人均配送2939單。

再往前看幾年財報以及公開數據，計算出來的組合是這樣的：

2021年，騎手成本682億元，騎手人數527萬，配送單數144億單，人均年收入約1.29萬元，人均年配送2732單。

2022年，騎手成本802億元，騎手人數624萬人，配送筆數177億單，人均年收入1.28萬元，人均年配送2836單。

有時候，看宏觀數據，我們很容易帶入上帝視角，仿佛自己是行業的主宰者，可以居高審視一家企業的經營狀況。比如，以上這些數據可以推斷出諸多結論：美團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崗位、配送單數逐年上漲。

但如果我們打開外賣員視角，這些數據傳遞出來的信號就不同了：

1、”外賣員多了”——2023年騎手人數增加了121萬人，較2022年增幅達到19.3%。從外賣員的視角來看，路上奔跑的同事又多了，搶單的壓力又增加了。

2、”訂單也多了”——人均年配送訂單增加了近200單，每天還是挺忙的。

3、”收入沒有增加，甚至是少了”——從數據來看，人數增加了19%，騎手成本要到900億元以上，才能保持人均年收入的穩定。所以，目前來看，外賣員的感覺大概率是活多了，錢沒多。

于是，像我在電梯里遇到那位外賣小哥說的，一些以前賺過高工資的外賣員，無法忍受落差，選擇離開了。

“兩多一少”，大概就是外賣這份工作在當下的真實寫照。

但有”雞肋”之嫌的外賣工作依然是很多人的謀生之道。跟我聊天的小哥剛來北京幾個月，沒有學歷，沒有關系，外賣這份工作，至少可以讓他先在北京活下來。

只是，這份工作的天花板變低了。當收益與風險失衡，質疑也會隨之而來。

以前人們會討論、甚至羨慕那些卷王騎手，上海那位3年掙102萬的騎手，多次拿下平臺眾包騎手的”單王”，曾經也被媒體多次報道。但現在，人們更加唏噓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前些日子那位猝死的55歲外賣員，據說也是一天工作16個小時以上的卷王。

這讓我想起之前看過的一個觀點：無論外賣小哥和司機們怎么努力，他們每個小時的收入都無限接近于30元。

從公司運營的角度來看，這很正常。

因為外賣員的收入在公司的報表中只是成本的一部分——騎手成本。雖說是多勞多得，但總歸是被一個大公式設計好的，這個大公式首先要保證的是公司利益。曾經作為平臺運營負責人的我，深諳這套邏輯。

但公式中的每一個數字落到個體身上都是有重量的。

中秋假期，我喊了一輛貨拉拉搬運沙發，30多公里的路程，師傅協助搬運，總價140元左右。我跟司機師傅聊了一路，他是河北邯鄲人，原來是一名建筑行業的鋼筋工，一天有三四百的收入。但在前年，他失業了，于是花3萬元買了一臺面包車開始跑貨拉拉。

“現在收入非常不穩定，有時候能拉個幾百塊，有時候沒貨，干耗著。”但他也在某種程度上被困住了。根據他的了解，他那輛只開了1年多的破面包車，現在轉手的話，只能賣到1萬出頭。因為貨拉拉現在不好干，賣車的人也多了。

中秋假期，他沒有回家探望老人、孩子，”回家還得花錢，留在這多少能掙點兒。”

我問他，你想干鋼筋工，還是做平臺的司機？

他沒有絲毫猶豫地說，”當然是做鋼筋工，包吃住，也不用操心。”他滿臉懷念。但顯然，那是一份更難得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