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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標識聽說這一屆年輕人不關心隱私？
Instagram、快手、小紅書……這些曬自己個人生活應用正在風靡流行，似乎說明這屆年輕人是熱衷于自我暴露，甚至是放棄隱私的新興人類吧？有人因此開始高呼——隱私已死！然而，本文用一系列定性與定量研究成果告訴你：這一屆年輕人不僅是隱私的倡導者，還是隱私界緣處的高超“舞者”，將這一道德資本玩轉于股掌。那么，這個結論對于互聯網公司也有鮮明導向——商業發展與用戶隱私并不矛盾，甚至相輔相成。
隱私是否已死，或隱私是否將死，這是近年來互聯網監管者、從業者及研究者爭辯最激的議題之一。彼此截然相反的論點并不鮮見：例如，有從業者曾斷言：“人們越來越傾向和不同的人分享各種類型的信息，（隱私）這一社會規范正隨時間推移而變化……” [1]；又如，有學者主張：“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口的日益集中……科技的發展，人類的文明程度提高，人的獨立、自由日益受到重視，侵擾個人生活的手段也日益發達，故對隱私的保護更為重要?！盵2]
解答以上問題的要義，在青年一代對待隱私的態度：若年輕人仍重視隱私，類似“隱私將死”的修辭便缺乏依據。借未來之名，行窺探之實的行徑，亦終將遭受反彈[3]。如果后來者確實樂于分享自己的身份、喜好或行蹤，瓦解隱私的過程，將不會面臨多少阻力[4]；最后，如果情況更加極端——置身于“全景監視”的年代中，年輕人或許已完全忘卻了“不受窺探”的生活的形狀。瓦解隱私，不僅不會面對阻力，甚至可能顯得“理所當然”[5]。
本文的主旨，即是為以上問題給出初步的回答。倚借定性層次材料，第一節總結青年一代在隱私方面的特征。第二節從定量角度探究青年一代的隱私偏好。第三節探討了如此論點對當下及未來互聯網產業的可能影響。
一、“獨立王國”的國王，親密關系的“探險者”
青年一代是否更注重隱私？近40年的相關討論，鮮能脫逃閻云翔教授的一系列調查及總結：無疑，改革開放以來，青年一代的隱私觀念在增強。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他指出：“在許多家庭里，后生小輩都在自己的臥室里開辟了同輩人的獨立王國……
相比之下，許多老年村民懷念過去的南北炕和全家人擠在一屋的熱鬧”[6]。年輕人也愈發頻繁向父母主張隱私——調查中，因父親安排來客借住其臥室，兒子如此抱怨：“我爹真糊涂……他要讓人到我屋里休息得先問我”[7]。
隱私所致沖突，并不因青春期結束而相應消弭。在同一著作中，閻云翔發現：“對于自由獨立的私人空間的追求，是促使當代農村青年夫婦與老人分家的主要社會原因”[8]。
渴求私人空間及相應的隱私的動力，又可進一步歸入兩點：一是夫妻之間“發展感情與親密關系”，二是“在很多事情上能夠自作主張”[9]。接受訪談的村民，幾乎都對著訪談者“大吐苦水”：在（大家庭聚居）的老房子里，“一天到晚都有人盯著你，一點兒都不方便！[10]”。
田野觀察所見的“隱私逐日增強”的論斷，是否足夠普遍？青年身上的許多時興“標簽”，或可充任驗證[11]。近兩年陡然走紅的“佛系”，其中燭照的，便是年輕人重視且善于經營隱私的一面：喜獨處，按自身節奏行事，等等[12]；近來，此類標簽已進一步細化——比如，95后的幾大特征，即包括“狀態三天可見”、“不熟別關注我”、“外向型自閉”，等等[13]。細看之下，全是一道道清晰劃分的、私人生活的“界線”。即使在集體宿舍，青年學生們也要設法隔出空間[14]。
一以貫之于閻云翔教授的觀察：“狀態三天可見”等特征，易與“分家”等問題一道，歸于“追求私人空間的隱私”之列[15]。相比之下，自“外向型自閉”等標簽中折射出的隱私觀變遷，則顯得更加微妙：所謂“在外人眼里，他們成熟穩重”，但背地里“和最有意思的人社交”、“能浪出一朵花來”[16]。相比簡單的“不受窺探”、“保守秘密”，“后浪”一代，似乎已是隱私領域的嫻熟“玩家”：藉靈活管理信息、藉選擇性地分享那些沒有必要和他人分享的行為、觀念及情感，積累可堪花銷的“道德資本”。
“朋友之間、愛侶之間，彼此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親密。個體分享那些沒有必要和他人分享、也確實不為其他人所知的行為、觀念或情感，是為親密。通過賦予個體這一（選擇性分享）的權力，隱私授予我們得以在友誼及愛情中“花銷”的道德資本……”[17]
這一點同樣沒有遁出研究者的視野。確實，青年一代沉溺社交媒體，在之上傾訴許多過去世代厭于談論的內容：愛與分離、恨與叛逆、性與禁忌，等等。這也是主張“隱私已死”者所樂于依靠的論據[18]。然而，深入調查后，學者們發現：大部分青年人很清楚他們在做什么——藉精心編織的暗示、細致調整的可見設定與后續的個人交流，他們藉公開場合發表的內容，表達并推進最為私密的情感[19]。樂見隱私者與善使隱私者，彼此身影正日漸疊合。
二、數據顯示：越年輕越愛改隱私設定
定性分析常攜來鞭辟入里之見；不過，涉及較大范圍內的比較時，定量分析仍具備獨有的優勢：樣本較多、易于分析、易于比對，等等。目前，針對隱私觀念的研究，題材可大略劃為以下兩種：
其一，直接詢問受訪者在意隱私的程度。如此方法簡單易行，但也受制于觀念調查中可能蘊含的一系列缺點；
其二，研究者亦關注“使用隱私設定的頻率”、“對隱私相關知識的了解”等相對客觀的變量，并與第一類調查所得結果對比[20]。
已有少量研究較系統地檢視不同世代間隱私觀念的差異。其間代表作，當屬Hoofnagle等三位學者的調查[21]。針對全美各地1000余名具代表性的受訪者，三位學者詢問了十二個隱私相關的問題：從對知情權、刪除權等權利的態度，到閱讀隱私政策、擦除Cookie等行為的頻率，再到是否及為何對隱私侵犯憂慮，均為問卷所覆蓋[22]。大致以十歲為間隔，原文將受訪者分為六組；對每一問題，作者均分別統計了不同年齡段的回答情況。
青年一代對隱私遠非“漠不關心”。以“是否閱讀隱私政策”為例，回答“頻繁”的比重約是14%，恰與社會整體的平均水平相等；至于“是否憂慮”，青年一代回答“頻繁”的比例為33%，恰與65歲以上組別持平；總之，在絕大部分問題上，青年人和老一輩的答案間不存在顯著的統計差異[23]。原文進一步指出，在理解以上數據時，還應注意以下發現：相比中老年受訪者，青年人顯著傾向于高估“法律對在線或線下隱私的保護范圍”[24]。
Blank等三位學者對“牛津大學互聯網調查（Oxford Internet Surveys，簡稱OxIS）”數據的相關分析，亦頗具影響力[25]。具體而言，2003-2013年間，每兩年一次，相關研究機構追蹤訪問全英各地2000余名受訪者，其中包括以下與隱私相關的題目——“你以何種頻率，更改社交網站賬戶的隱私設定？”。在跨代比較觀念時，具廣泛代表性的追蹤數據相當珍稀，甚至近乎“絕無僅有”。三位學者的研究，也因此具備頗為獨特的參考價值。
受訪者大多使用社交軟件，且遍及各年齡段；不同年齡段受訪者間更改隱私設定的頻率的差異，即可部分反映不同年齡段間隱私觀念的差異。結論相當簡明：愈年輕，則更改隱私設定愈頻繁。以2011年情況為例：18-24歲之間群體，有80%曾于近期更易隱私設定；隨年齡上升，這一數字幾乎單調下降。在50歲以上群體中，這一比例不到60%[26]。三位作者還比較了澳大利亞、美國等地的類似調查，結論一致：越年輕，則越經常調整設定[27]。
多份樣本數量更少或樣本范圍更窄的研究得到了類似結論。比如，數篇藉Facebook抽樣的定量研究發現：年齡與隱私觀念間不存在單調關系。隨指標選取變化，隱私觀與年齡的關系亦隨之變動；此外，年齡與“是否知曉或使用隱私設定”間，常存頗為密切的聯系[28]。匯總已有諸定量研究的元分析則顯示：相比15歲左右群體，30歲左右群體可能才是披露敏感信息的“高危人群”[29]。總之，就目前證據而言，年輕一代并無拋卻隱私的跡象[30]。
三、平臺與隱私：說一個新的故事
除定性描述及定量統計外，“用手投票”或“訴諸市場”，也是驗證題目的方法：故事可能失真，取樣可能偏頗；相比之下，億萬用戶“我手寫我心”的選擇，常成為界勘用戶觀念的準繩。青年一代占據主導的社交軟件領域[31]，隱私這一“母題”的身影尤其突出：一方面，與隱私相關的理念，貫通于“國民應用”的每一角落；另一方面，類似“社交，生于約炮”的總結，同樣折射出隱私觀念之“水位”的“起伏”。從市場角度考察，結論未有出入。
坐擁約9.4億月活躍用戶，微信當之無愧于社交領域的“國民應用”[32]。僅就軟件設計而言，已有學者提及：“相比其它平臺，（微信）對用戶自主及隱私賦予更多尊重”[33]。因相對靈活的分組可見功能，用戶投諸微信更高水平的信任及親密，并因此更加樂于使用微信[34]。另一典例是所謂“三天可見”——據開發者稱：“作為一個設置里面的開關一般來說用的人是很少的……但這是微信里面最多人用的一個開關，超過1億的人把這個開關設置了三天可見，三天可見是一個用戶的強大需求，他希望是這樣子的”[35]。
相比“誤打誤撞”，注重隱私的設計理念，似能更好地解釋微信所采取的設計。開發者關于“功能取舍”的多次講演驗證了以上結論：比如，微信本可顯示用戶的在線狀態，但開發團隊并沒有這樣做[36]；再如，微信本可效仿Whatsapp等世界范圍內的主流聊天軟件，為消息設已讀回執，但團隊也沒有加入這一設計[37]；又如，微信本可照搬QQ，加入類似“振動屏幕”的強提醒功能，但開發者宣稱，“一定不會用粗暴的方式去提醒用戶”[38]。
再進一步，事涉產品設計之哲學，或對用戶群體的理解時，隱私在其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以下表述皆來自開發者：“我們要給人撒謊的機會”[39]，“你的朋友圈的每一條信息都是你精心挑選過，對于美化你自己是有幫助的”[40]，等等。將以上語言與隱私之理論對照，彼此關聯呼之欲出：無論是合乎通常理解的“保守秘密”，還是更加微妙的“情感管理”，都在“國民應用”的設計理念中據有一席之地。相比偏重合規的傳統視角——保護隱私，約等于“不出事”，隱私于此處扮演的角色更為積極——尊重隱私，即是成功模式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結論，亦與針對社交領域的俏皮總結相合。所謂“生于約炮”，既可理解為“滿足生物本能的沖動”，亦可理解為“對隱私保護的分寸拿捏合適”[41]。實際上，在包涵前一解釋的同時，后一解釋也照顧到了“本能”說未觸及的角落：“緩沖帶”或“護城河”的設立，既給予用戶安全的體驗，又為嗜求“本能”者出擊提供了保障；“本身”的引動，不過是隱私保護的自然后果的一部分[42]。如此，相比僅重“下半身”的歸因，緣“上半身”于自主、情感及隱私方面的需求探求，或許將更加切中肯綮。
無論是社交領域的“龍頭老大”，還是針對社交領域的“坊間傳聞”，其中都投射出隱私的密切影響。對愈發精細的隱私設置的渴求，以及各類充滿“人際交往緩沖帶”的應用的興起，隱私于青年一代之“主場”的如此滲透，已足以反駁針對“隱私已死”的各種流言。如此現象，也與多位企業中主管隱私合規的高管之言論遙相呼應：“大概幾年以前，我們問消費者，‘你們有多注重隱私？’，答案是‘完全不看重’……現在，（關于隱私的訴求）俯拾皆是，數量之多，之前完全無法想象”“……近六、七年來，市場已經變了”，等等[43]。
如此，我們或可對未來作一大膽展望：伴隨“隱忍歡脫”“自在隨我”的青年一代逐漸成長、占據舞臺焦點，按他們已然習慣的表達及交往模式設計產品，將愈發成為未來互聯網最鮮明的導向——需要距離，那就屏出距離；索求空間；那就架起空間。當生活的舞臺拉開帷幕，搭建舞臺者，無疑將因此獲得豐厚的回報；當臉與之上的面具愈發趨同，讓面具戴著更“舒服”一些，也將逐漸成為值得孜孜求之的剛需。總之，我們應當期待：常被認為侵犯隱私者，日益轉型為隱私的“守護者”。
四、結語與展望
自定性、定量及“訴諸市場”三個角度，本文總結了青年一代在隱私觀念方面的變化。盡管已有的工作仍存許多可改進之處，證據的總體效力亦有待進一步提升，三方面的分析仍達到了一致的結論：青年一代對隱私的重視程度至少與其他群體相若，甚至可能更強。此外，他們在“操弄隱私”方面顯得更加熟稔：一方面，他們更加頻繁地更改隱私設定；另一方面，與更改設定相關，他們亦頗善于選擇具“緩沖帶”的應用，并以此培植親密關系。
如青年一代仍將十分重視隱私，甚至將更加重視，“隱私已死”的蜚語自然無法維持。實際上，如果后一前提成立，隱私將不再是“垂垂老矣”，而是“初升朝日”?？创[私的視角，或許也該相應移易。
隱私，不再意味著繁復的條文、挑剔的核查與天價的罰款，也不僅僅意味著獲取用戶信任、進而推進企業所欲其它功能；在此之外，面對日益熾熱的對隱私的需求，以及對自主及情感關系的追逐，供給隱私，本身即足以作為商業之核心。
隱私不再象征商業發展與用戶的敵對，也不僅僅是作為企業“跳板”的合規；在新的故事下，保護隱私將逐漸演變為其主旨，企業亦將逐漸演變為隱私的設計者，與建筑師。
— END —
參考文獻：
[1] 語出扎克伯格。相關報道見于《衛報》，鏈接如下：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0/jan/11/facebook-privacy。
[2] 請見王利明. 《隱私權的新發展》.人大法律評論 1 (2009): 1-27.
[3] 對諸如“技術進步不可避免”等修辭的縷析與評論，參見Zuboff, Shoshana.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Blackstone, 2019.
[4] 對類似觀點的簡述，可見Hubaux, Jean-Pierre, and Ari Juels. “Privacy is dead, long live privacy.” Communication of ACM 59, no. 6 (2016): 39-41.
[5] 對這一“晦暗未來”最深刻的描寫，當推Frischmann, Brett, and Evan Selinger. Re-engineering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6] 見閻云翔. 《私人生活的變革: 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 家庭和親密關系, 1949-1999》.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6.
[7] 同上。
[8] 同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家庭中，核心家庭的比例亦大幅上升。如此現象驗證了閻云翔教授對農村的觀察。相關調查數據，請見馬春華, 石金群, 李銀河, 王震宇和唐燦. 《中國城市家庭變遷的趨勢和最新發現》.社會學研究 2 (2011): 182-216.
[9] 同上。
[10] 同上。
[11] 確實，此類信息可能并不具備代表性：揭示現實的同時，自媒體的書寫中還存在許多其它來源的動機，或偏誤。盡管如此，由于許多“頭部”公眾號取“用戶生成”“用戶測試”的方式生產內容（亦包括此處多次引用的“新世相”），相關文字，當可視為至少一部分用戶的切身體驗；此外，當熱點關注量突破“十萬加”，甚至達到百萬、千萬時，假定相關內容確實反映了一部分社會現實，應屬合理。
[12] “佛系”一詞躥紅的推手，屬“新世相”——如注14所述，這是一個高度依賴用戶所生成內容的公眾號——所刊發的以下文章：《第一批90后已經出家了》。原文鏈接：https://new.qq.com/omn/20171212/20171212G00MOS.html。
[13] 同見于“新世相”公眾號刊文：《這屆95后根本不想理你：狀態三天可見、交情全靠點贊、不熟別關注我》。原文鏈接：https://www.douban.com/note/707510816/。
[14] 其中代表是床簾的盛行。相關研究見于朱瑩、水杰、張徐萍、張榴紅和耿德勤. 《高等院校大學生“床簾現象”調查與分析》.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 2 (2013): 294-296.
[15] 至于此處未細述的“不熟別關注我”等特征，或可與“基于情景的隱私”這一概念相協調。對相應概念的介紹，請見Nissenbaum, Helen.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 見于[16]中“新世相”刊文。有趣的是，在Kate Julian所著、譯家所譯Why are Young People Having so Little Sex（中譯：《性愛降級》），有針對年輕一代的類似表述：“不論千禧一代看起來在虛擬空間多么的“不在乎”（這或許是說調情短信給人的印象），但“他們實際生活中是很本分而拘謹的”。以上表述原文見于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12/the-sex-recession/573949/?utm_source=chtranslation，譯文見于https://medium.com/@homeoftranslators/%E6%80%A7%E7%88%B1%E9%99%8D%E7%BA%A7-1657ad832d15。
[17] 見Fried, Charles. Anatomy of Valu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8] 對相關論述較為全面的征引及評論，請見Tubaro, Paola, Antonio A. Casilli, and Yasaman Sarabi. Against the Hypothesis of the End of Privacy: An Agent-Based Modelling Approach to Social Media.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19] 相關分析見于Balleys, Claire, and Sami Coll. “Being publicly intimate: teenagers managing online priva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9, no. 6 (2017): 885-901。對中文互聯網世界的相近研究，見于張娜. 《熟悉的陌生人: 青年群體網絡人際關系的一種類型》.中國青年研究 (2015): 64。讀者亦可與以下研究中，似較“笨拙”的情感交流方式比對：王東杰. 《一個女學生日記中的情感世界 (1931-1934)》.臺北: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15 (2007): 211-254。
[20] 對相關研究方法，以下綜述有較為簡潔的介紹：Kokolakis, Spyros. “Privacy attitudes and privacy behaviour: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privacy paradox phenomenon.” Computers & Security 64 (2017): 122-134.
[21] 請見Hoofnagle, Chris, Jennifer King, Su Li, and Joseph Turow. “How different are young adults from older adults when it comes to information privacy attitudes and policies?.” (2010).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見Blank, Grant, Gillian Bolsover, and Elizabeth Dubois. “A New Privacy Paradox: Young people and privacy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Discourse (2014): 17.
[26] 同上。
[27] 同上。原文還對這一結論做了回歸分析：確實，除年齡之外，如教育年限多少、對互聯網熟悉的程度高低等因素，均于更改設定的頻正相關率；不過，即使控制住這些變量，結論仍然穩健——年齡大小，與更改隱私設定的頻率顯著負相關。值得一提的是，納入各類控制變量后，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
[28] 部分相關研究可見：Bergstr?m, Annika. “Online privacy concerns: A broa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cerns of different groups for different us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3 (2015): 419-426，Van den Broeck, Evert, Karolien Poels, and Michel Walrave. “Older and wiser? Facebook use, privacy concer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the life stages of emerging, young, and middle adulthood.” Social Media+Society 1, no. 2 (2015): 2056305115616149以及Kezer, Murat, Bar?? Sevi, Zeynep Cemalcilar, and Lemi Baruh. “Age differences in privacy attitudes, literacy and privacy management on Facebook.”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0, no. 1 (2016)。
[29] 見Gnambs, Timo, and Kai Kaspar. “Disclosure of sensitive behaviors across self-administered survey modes: A meta-analysi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2015).另一相關研究見于Baruh, Lemi, Ekin Secinti, and Zeynep Cemalcilar. “Online privacy concerns and privacy management: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 no. 1 (2017): 26-53.
[30]此處分析，并不意味著中文世界中不存在針對隱私觀念的調查。恰恰相反，以上研究均說明在特定抽樣范圍內，年輕人對隱私懷有密切的關注。此處可見呂耀懷、何小英、顧艷和張海濱. “當代大學生的隱私觀念-基于南華大學調查問卷的分析.” 大學教育科學 2010, 第2期 (2010): 85-90及申琦. 《網絡信息隱私關注與網絡隱私保護行為研究: 以上海市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國際新聞界 2 (2013): 120-129，等等。然而，相比此段援引的現有研究，以上文章的抽樣范圍或許仍可增廣。
[31] 相關統計見于歷年《中國社交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鏈接見于http://www.cac.gov.cn/files/pdf/cnnic/2015shejiao.pdf及https://www.cnnic.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P020180103485975797840.pdf。
[32] 數據來自“千帆首頁”，鏈接：https://qianfan.analysys.cn/view/rank/app.html。此數字系2019年2月28日查詢結果。
[33] 見于Chen, Yujie, Zhifei Mao, and Jack Linchuan Qiu. 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8.
[34] 同上，亦見于De Seta, Gabriele, and Michelle Proksell. “The aesthetics of zipai: From WeChat selfies to self-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nd photography.” Networking Knowledge: Journal of the MeCCSA Postgraduate Network 8, no. 6 (2015).
[35] 相關報道見于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779633.html。此處亦可與注16中《這屆95后根本不想理你：狀態三天可見、交情全靠點贊、不熟別關注我》一文參看。
[36] 見于“極客公園”對微信的主要開發者張小龍的專訪。鏈接：https://www.geekpark.net/news/173819。
[37] 見于“鈦媒體”對張小龍的專訪。鏈接：http://www.tmtpost.com/497929.html。
[38] 見于張小龍在“微信公開課PRO微信之夜”上的演講筆記。鏈接：http://www.tmtpost.com/497929.html。
[39] 見注39所引專訪。
[40] 見注40所引筆記。
[41]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從業者注意到了如此“一體兩面”的理解方式，相關論說見于以下鏈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113129/1.html。文章同時簡要分析了三個時興的社交平臺。
[42] 此處部分表述借鑒了[41]中評論。
[43] 見于Bamberger, Kenneth A., and Deirdre K. Mulligan. Privacy on the Ground: Driving Corporate Behavi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MIT Press, 2015.原書作者訪談了數十位企業隱私主管，據此總結了實踐中美、英、德、法、西等五國隱私合規工作的差異。
作者：朱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公眾號：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
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OlWcWK9QZQMbuPvdOTLQuw
題圖來自Unsplash，基于CC0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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