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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導讀：“早安，打工人！”不管你是什么年齡段的人，不管你喜歡刷什么軟件，你肯定能看見鋪天蓋地的“打工人”。這是一個什么梗？它和“社畜”有什么區(qū)別？名稱的改變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樣的社會意識？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希望對你有幫助。

“連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在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里，不滿經(jīng)理鞏漢林投機取巧，“打工人”趙麗蓉憤怒辭職。老太太扛上自己的麻袋，唱起“走四方，路迢迢，水長長”，留下了瀟灑的打工人背影。

對于如今的青年“打工人”，趙麗蓉的這份曠達，正成為他們的新精神?！霸绨?，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們要悄悄打工，然后驚艷所有人”、“打工讓你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打工不僅能致富，還能交友娶媳婦”、“不拼爹不拼媽，我們打工人只拼命”。

從朋友圈到社交網(wǎng)站、短視頻，“打工人”成為光速走紅的網(wǎng)絡(luò)梗。全國總工會的微信公眾號，積極回應(yīng)給出定義：“打工人被賦予了鋼鐵般的意志，炙熱的情懷，還有詩和遠方的期待?！?/p>

豆瓣新成立的“打工人聚集地”小組，也在精華帖里澄清：“在本質(zhì)上，打工人和社畜是不同的。打工雖是事實，但它幾乎消除了階級差異。”也就是說，無論工作的門類和收入高低，打工人具有更廣的普適性和更積極的精神面貌。

天下苦“喪”久矣！可打工人真的等同于“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嗎？“打工”與“工作”的區(qū)別在于，工作是正式而穩(wěn)定的契約勞動，而打工則具有相對的流動性。

如今自稱打工者的除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務(wù)工群體，更不乏白領(lǐng)等現(xiàn)代企業(yè)體制下掙扎的人。盡管擺脫了喪氣，“打工人”仍然是一種帶有自嘲意味的圈層代稱。

日暮途窮，所以倒行逆施。看似表達打卡奮斗的積極，實則對碌碌無為逗趣調(diào)侃。和此前“985廢物引進計劃”組員以five（廢物諧音）自稱一樣，我們看到的是以一種看似抵抗的方式，達成了對既定現(xiàn)實的高度接納和自洽。

01 加油，打工人

《馬男波杰克》有段臺詞：“我覺得很難以理解，人們每天醒來，然后說新的一天加油。他們怎么加油，我不知道?！睙嶂杂诮o自己加油打氣的“打工人”，似乎不能和馬男產(chǎn)生共鳴。

如果把“打工人”的段子作為文本分析，會發(fā)現(xiàn)它們從屬于一套“佛喪混雜”的語義系統(tǒng)，更像是披著海綿寶寶皮的馬男波杰克。第一層往往是樂觀樣貌，第二層才是辛酸悲情，第三層則是五味雜陳的“悲喜交加”。

“打工人起的早，打工人身體好。一混就一天，還給咱上社保。每月開個仨瓜倆棗，就能解決溫飽。只要公司不裁員，就把它靠黃靠倒。”

沒人喜歡早起，身體好只是被迫早起的心理慰藉。溫飽與社保，都只是安撫打工人心緒的“磨盤胡蘿卜”。至于靠黃靠倒，非但沒有消弭階級差異，反而以“楊白勞與黃世仁”的心態(tài)在慫慫地詛咒。

“李佳琦熬夜賺錢，白天可以補覺。你熬夜花錢，白天還得打工。加油吧，定金人！一起沖向美好的未來。”定金人如果不加油，尾款人就只有望貨興嘆。不妨告訴大家一個秘密，定金人和尾款人都是一個人！以“打工人”為主干，衍生出的XX人大概都有“杯水車薪”的吐槽意味。

“過安檢的時候機器一直響，安檢小姐姐叫我把東西全拿出來，可過了還是一直響。小姐姐問我是干嘛的我說我打工的，小姐姐說好家伙，怪不得檢測出了鋼鐵般的意志?！边@則廣為流傳的打工人笑話，將鋼鐵意志進行了具象化調(diào)侃。但在鋼鐵意志的背后呢？恐怕是沒有鋼鐵意志就熬不下來的打工生涯。

勞動勞動白勞動，付完定金愁尾款。一頓操作猛如虎，工資到賬兩千五。當“打工人”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完全可以看成社會時代的階段性產(chǎn)物。不管工作苦不苦的，都在叫苦。恰如榮格在《原型與集體無意識》中的斷言：“我于其間體驗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時，非我之他者也體驗我?！?/p>

正話反說，喪語要用積極的口吻吶喊。如果說社畜式的喪文化，撕裂了雞湯學的流暢敘事。那么“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宣言，則再度屈從了主導價值的評判標準。顛三倒四的破壞感，前后轉(zhuǎn)折的反語修辭，狠狠地嘲弄了老板“以夢想為餌，行剝削之實”的大餅。

打工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和人”。單純的抱怨“上班真特么累”太直白，蒙頭工作“明天會更好”又過于自欺，于是敢于自我激勵敢于戳破淋漓真相的“打工體”應(yīng)運而生。

02 打工人、三拋世代、社畜

同一個世界，不同的打工心態(tài)。從日本傳來的社畜，在韓國熱議的三拋世代，以及我們本土孕育的打工人，有著微妙的異質(zhì)同構(gòu)性?；诓煌纳鐣w制和時代背景，它們的字詞意蘊也南轅北轍。

日本“社畜”的出現(xiàn)，源于日企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職場文化。“會社”的“畜生”，即賣身給企業(yè)的比喻。一輩子只給一家老板打工，故而是像家中犬畜一般的存在。

在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中，強顏歡笑的女主深海晶為了保全項目，甚至不惜向合作公司的老板下跪。只會使喚人的老板，加上豬隊友同事，讓她幾乎包辦了公司的所有勞務(wù)。

“如果可以向野獸一樣自由生活就好了?！逼鋵嵨覀兩鷣砭褪菬o規(guī)矩的動物，遵循造物的設(shè)定，有時柔弱有時殘酷。但在社會生活里，慢慢被規(guī)訓成了依仗智力和計謀，但沒有自由的“高等生物”。已經(jīng)困獸猶斗，卻仍然不如一頭野獸。

進入中文語境后，“社畜”被賦予了社會動物和社交動物的意思，已經(jīng)偏離了本義。畢竟國情不同，企業(yè)制度更大不同。我們這邊，大家都不是“家畜”，而是“野獸”。能一輩子給一家企業(yè)打工，也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呢。

在2011年，韓國就出現(xiàn)了“三拋世代”，指的是丟棄戀愛、放棄成婚、拒絕生子的青年一代；到了2015年，三拋加上社交和買房變成“五拋世代”；添上夢想和希望后，2016年年初進化為“七拋世代”。

后來還嫌不過癮，干脆改成了“X拋世代”或“全拋世代”，X可以放入想放棄的任何東西。韓國的父權(quán)主義或者說上下級社會階層關(guān)系的森嚴，在亞洲國家中位居榜首。思想觀念加上農(nóng)業(yè)保護政策，使得韓國青年的生活成本普遍很高。

公職和財閥企業(yè)是最好的就業(yè)選擇，但競爭異常激烈。97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上升空間和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都不可與“88萬元世代”同日而語。若說“88萬元世代”是輿論界“贈予”韓國青年的稱呼，那么“全拋世代”則是他們自我意識覺醒后的自稱。

以社畜和全拋世代為參照，中國青年的“打工人”不難尋根。90后在深刻的社會轉(zhuǎn)型期成長，進入社會后又發(fā)現(xiàn)階層壁壘難以打破，從而產(chǎn)生了巨大的焦慮和挫敗感。當無論怎么努力，也追趕不上房價的狂飆突進，奮斗的無意義感便開始蔓延。

60后已功成身退，70后享受過“天子驕子”的待遇，80后也趕上互聯(lián)網(wǎng)的末班車，而后來一步的90后乃至00后，作為“準中產(chǎn)”面臨著不上不下的困境。內(nèi)卷趨勢不可阻擋，有限的資源陷入無限的競爭。

傳統(tǒng)寫字樓里“面上有種顧盼自豪”的白領(lǐng)，也開始了“下滑”。他們越來越像龐大工業(yè)機器上的螺絲釘，一到中年就面臨著替換的危機。

某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的校招特別諷刺，宣稱員工隊伍都是年輕人，被問到年紀大些的人去哪兒的時候慌了神。一代自有一代的打工人，當然是被更鋼鐵的下一代換掉啦。

03 潘曉來信2.0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志發(fā)表了一封署名為潘曉的讀者來信，名字叫《人生的路呵，為什么越走越窄……》，引發(fā)了非常大的社會反響。持續(xù)半年的討論期，雜志共收到6萬多封讀者回信。

潘曉并不是真實人名，而是來自兩個人名的拼接。潘，是潘祎，一位在校大學生。曉，是黃曉菊，一名普通工人。這封信敘述了當時年輕人的普遍疑惑：為什么過去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信仰，似乎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有效的解釋力。

信中感慨：“對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xiàn)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

潘曉的迷茫，和如今的“打工人”很有緣。完全處于不同歷史時段兩端的年輕人，所面臨的幾乎是相同的心境。

蓋·斯坦汀在《岌岌可危的階級》中定義“危險階級”，是處于不穩(wěn)定就業(yè)，且無法通過工作建構(gòu)理想身份和事業(yè)的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階級。

打工人，無疑是危險階級的的最佳代言人。他們生于“喪文化”之中，卻多了一抹樂觀主義的色彩。與其被動接受，不如主動出擊。資本家的話術(shù)，階層躍升的幻象，被“打工人”的機關(guān)槍擊得稀碎。錢少事多離家遠，位卑權(quán)輕責任重?！按蚬と恕?，是專屬這個時代的黑色幽默。

寫成“打工人”，讀作“新無產(chǎn)”。年輕人從“社畜”的負面自嘲，再到假裝不在意的“佛系青年”，最終落腳于把苦吃成甜的“打工人”。究竟是大無畏的英雄主義，還是自我麻醉的犬儒主義，全看使用者的自我調(diào)適。

就像咖啡加不加糖：今天你脆弱，打工人的段子就藏一個心酸的底色；今天你堅強，那就不妨把打工人改成一碗雞湯。當齊澤克在首爾發(fā)現(xiàn)滿街都是《江南style》的時候，這位來自前東歐的哲學家評價：“這種淫穢痛快的愚蠢的強制性質(zhì)，恰是真正的藝術(shù)應(yīng)該給予我們的解脫。”

痛并快樂者，或者說因為無法逃離“痛”，而選擇了喜歡“痛”。雖然是一種吊詭的存在狀態(tài)，但至少在“佛”與“喪”之間求得了微妙的呼吸夾縫。在早起的痛苦和案牘的勞形中，盡情地來上兩三回深呼吸。

人生意義的討論，雖然每個時代都會發(fā)生。但于潘曉來信40年后的“打工人”來說，卻是形而上的。它無法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但卻可以讓心里不那么別扭和難過。

當文學還沒有失去轟動效應(yīng)時，潘曉來信還是以雜志作為社會問題的傳聲筒。而當新媒介全面入侵日常生活，打工人只能變成活躍于短視頻和社交網(wǎng)站的集體狂歡。留不下信，只留下無數(shù)若干年后人們不懂笑點的段子。

作者：謝明宏，編輯：李春暉，微信公眾號：娛樂硬糖

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83QppNTi5wV1Ee20aVA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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