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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輝事件落幕，我們在為董宇輝感到高興之余，更應該思考這一事件對身處職場的個人的啟示。相對來說，現在企業更傾向于用系統代替個人，而作為個體的我們，最好是能完成個人的品牌化，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最近這段時間，董宇輝事件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網絡上大部分的報道和討論都集中在東方甄選對明星員工報酬設計的不合理，為董宇輝鳴不平。廣大人民群眾對于資本與打工人之間分配不均的不滿情緒，在董宇輝這個出身平凡的人身上，引發了廣泛共鳴和集中宣泄。

最終東方甄選迫于輿論壓力和股市大跌的慘狀，宣布免去東方小孫CEO的職務，并任命董宇輝為東方甄選高級合伙人、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文化助理、兼任新東方文旅集團副總裁。

至此，這一事件才算平息。

不過要警惕盲目樂觀地認為這是個人對抗資本的勝利。

我們在為董宇輝感到高興之余，更應該思考這一事件對身處職場的個人的啟示。

一、現代企業運作的本質：用系統替代個人

董宇輝這一事件最開始，源自于東方甄選的小編和網友關于“小作文”的創作者是誰的爭論。

客觀地看，小編的回復是在陳述事實，只是錯在不應該在網絡上公開與網友開杠。董宇輝個人也承認，小作文大致有3類，并非都是自己原創：一類是自己直接寫的；一類是自己提供思路，與小編團隊協作共創；再一類是小編團隊主導創作，自己僅做修改甚至不修改。

對于東方甄選這樣一個全年帶貨商品交易總額（GMV）達百億，員工數量超千人的企業而言，董宇輝與小編團隊之間存在勞動分工與協作，也是完全正常可理解的。畢竟董宇輝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單靠他一個人并不能撐起這么大一個平臺。

馮唐之前作客東方甄選，問俞敏洪對董宇輝的看法。俞敏洪肯定了董宇輝的價值之后，又轉而強調了管理團隊的重要性。馮唐打趣的提點董宇輝：你是可以被替換的，但后臺、系統、管理團隊一直在那。

這一細節體現了俞敏洪內心真實的看法：系統比個人更重要。

邏輯上，俞敏洪的觀點也沒錯。經典的經濟學和管理學很早就論證過這一論調。

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一次提出了勞動分工的觀點，并闡述了勞動分工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并增進國民財富。

再到20世紀初，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泰羅，提出勞動方法標準化、管理職能專業化等思想，極大的提升了勞動生產率。

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之下，1908年福特第一次以大量通用零部件進行大規模流水線裝配作業，大幅度降低了汽車的成本和售價，推動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度”。

…

現代企業發展的軌跡，實際上是為了追求效率和經濟效益最大化，借由企業這一組織形式，通過專業分工進行大規模生產，替代個體勞動的過程。

理解了現代企業的運行邏輯，也就能理解為什么東方甄選要“去董宇輝化”了。

然而，就像東方甄選“去董宇輝化”帶來了如此大的負面輿論一樣。專業分工盡管是一種高效的組織形式，但卻對勞動者個人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最突出的就是企業通過職能把內部劃分成了一個個條條塊塊的部門，身處其中的人，很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淪為工具人。

他們只是做著手頭某個環節的事情，如此一來，坐在辦公室里的白領，實際上和流水線上的工人并無二樣，甚至身處一個無形的工廠車間而不自知。

進一步地，個人變成了組織內的一顆螺絲釘，隨時可以被替代。

看清了現代企業運作的本質：用系統替代個人。那作為個體的我們，可以做點什么來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呢？

我目前想到的答案是：工作產品化，個人品牌化。

二、工作產品化

產品是用來滿足消費者某一需求或解決某一問題的。產品最核心的特征是可復制，即可批量化生產。

而我們的工作，本質上是為公司或公司的客戶解決問題。

所謂工作產品化，是指將自己的工作視為一個產品來進行打造，然后總結出完成該項工作的方法論。而不是簡單的、低水平的一直重復做某些事情。

工作產品化的好處顯而易見，如果我們能提煉出完成某類工作的方法論，意味著過去的成功在未來有更大概率被復制。這種復制可以是在現在的公司，也可以在其他的公司，甚至是自己創業。

這幾年我接觸了很多從華為出來的專家顧問，他們就是借助華為的成功實踐，再加上自己的工作經歷，給其他公司做BLM（Business Leadership Model）、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的落地輔導。換言之，他們其實是把過去在華為做戰略規劃、產品開發的工作產品化，賣給其他公司。

順帶提一句，這些專家顧問實際的咨詢效果我不確定，但咨詢費用都是按萬元/天為單位計算的。

市場上所有乙方公司，都是這一運作套路。即將某一類問題的解決方案，賣給不同的甲方公司。

回到董宇輝事件，實際上董宇輝的工作也很好的產品化了。小到“小作文”可以批量化生產，大到“知識型主播賣貨”這一商業模式被高途佳品等友商模仿。這一切的背后，是他們識別出了有很多讀書人不喜歡看那些低俗的帶貨主播，在賣貨的同時為讀書人保留了一點體面和自我慰藉的精神空間。

這也是為什么有很多公司不惜為董宇輝賠償天價違約金也要挖他的原因，因為挖到他大概率可以復制東方甄選的成功。

三、個人品牌化

毫無疑問，董宇輝事件最終以董宇輝升職加薪收尾，董宇輝強大的個人IP為他鍍了金身。

回顧品牌的發展史，商業社會最早出現的其實是個人品牌，而不是現在占據主流的企業品牌。

品牌的英文單詞Brand，原意有烙印的意思。歐洲中世紀的行會要求手工藝人將商標貼在商品上，用個人的信譽為產品質量做擔保。類似的，中國古代長城的磚墻上會刻有燒制工人的姓名，以確保磚塊的質量。

我們所熟知的很多品牌，其實也是以創始人的名字命名的。國外的保時捷、奔馳、蒂芙尼…；國內的李寧、小鵬汽車、張小泉剪刀…

因此，個人品牌化本是品牌的應有之義。

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內斂的國度，提到要重視個人品牌打造，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喜歡拋頭露面、不務正業的推銷自己。

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品牌的核心并不是營銷，而是建立一種區隔和信任。

以董宇輝IP為例，董宇輝這三個字意味著直播間的內容是不同于小楊哥、李佳琦的，是提倡理性消費而非沖動消費的，是充滿人文氣息的。

那我們又該如何打造個人品牌呢？

借鑒品牌領域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從個人能力和個人道德兩方面來構建。當我們將個人視為一個品牌時，工作中與他人的互動和產出，便打上了個人信譽的烙印。久而久之，便會在圈子里形成個人口碑。

這次董宇輝事件，不同于其他的公共輿論事件，網絡上幾乎一邊倒的支持董宇輝，很少見抨擊董宇輝的言論。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人們欣賞董宇輝的文采（個人能力），更是因為他身上有這個時代稀缺的質樸、真誠與善良（個人道德）。

在企業里，沒有哪個人是不可替代的。希望“工作產品化，個人品牌化”能給我們職場人多一些騰挪的安全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