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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標識38歲，我被困在北京做產品
對于許多人來說，38歲還是事業的黃金期，但對于作者來說，卻是在北京這座城市中“被困”的年紀。作為一名資深的產品經理，他見證了移動互聯網的興衰，也經歷了行業的起伏。本文通過作者的親身經歷，探討了38歲在北京做產品的困境與掙扎，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和思考。
上周，我在一個產品經理微信群問剛離職幾天的朋友：“最近干嘛呢？”
他回答：“待著呢，嘎嘎舒服?！?/p>
“羨慕啊，哪天回家？”
“22號?！?/p>
“哪天回來呢？”
“初七?！?/p>
“回來這么早，準備找工作嗎？”
“不找啊，回來繼續躺平，我對象回來也準備辭職了?！?/p>
“一起躺嗎？”
“對啊?！?/p>
我既羨慕，又擔憂。羨慕他的“瀟灑”和自由，擔憂他的前程和“錢景”?？烧f到底，這是他的選擇，我只能尊重并祝福他。
群里另一個離職一年的朋友，接下話茬問我：“邢老師，你們云南老家那邊租房的話，大概一個月多少錢？”
“你要去嗎？”
“小紅書里看到有人討論各種躺平方式，好奇問下，便宜的話，也可以考慮一下。”
“我只知道玉溪下面的縣城，我一個哥們臨時租了一個120平米左右的三室一廳，1000元/月。農村的話，可能更便宜，但其他市不清楚?！?/p>
“確實不算貴。”
“你真的要逃離北京嗎？”
“沒完全想好，目前是間歇性站起來，大多數時刻躺平狀態，想改變一下?！?/p>
“改為徹底躺平嗎？哈哈哈”
“哎呀，被你發現了（笑哭）。”
“羨慕啊，我是想躺卻躺不平?！?/p>
“你這有娃的話，估計得財富自由后了吧?！?/p>
后面有事話題臨時被終結，我也沒再續上。有娃是事實，財富自由是奢望，哪個都不是一個好“話茬”，讓它“自然”結束是最好的結局。
過了一天，出于好奇心，想“采訪”她的真實想法，卻被拒絕了。原因是她不愿被人剖析，我尊重且理解這種感受，就像我始終做不到100%把自己真實的生活與工作狀態暴露在你面前一樣。
但過程中，我們至少交流到：躺平的底線在哪兒？
她說：“隨著時間的流逝，等我的存款再變得少一點，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可能就不再躺平了。”
我懂了。
所謂躺平可能是一種低成本的生活，而你的經濟條件，決定了躺平的時長。換句話說，只有你的生活成本足夠低，或/且經濟條件足夠好，你才具備了躺平的“資格”。
而我，還不夠格。
一、爸爸的“忠告”
我爸是農民，今年65歲。
過了退休年紀，卻還在正常耕作，負責家里的1.6畝田+6分地（10分=1畝）。
在云南老家，“田”跟“地”是不同的。“田”主要用于種植烤煙、水稻、小麥、大豆等農作物（一年兩茬，也叫大春跟小春），間歇期間才會種植蔥、芹菜、菜花、油菜等蔬菜，保證365天無休；
“地”則只用于種植蔬菜。它們有薺菜、芹菜、萵筍、小白菜、蔥、菠菜、芫荽、特菜、茼蒿等?？靹t兩周一茬，慢則3-5個月一茬。
周末跟他視頻，聊到了上面兩位朋友的選擇，并跟他感嘆了每天上班就像驢拉磨一樣，他聽出了我的羨慕之情，也覺察到了我的退怯之心，說道：“你可不能躺平?！?/p>
這看似命令式的言語，體現了他難以理解的人生選擇，也體現了他一輩子為家庭付出的責任，他希望我像他一樣——不一定頂天立地或揚名立萬，卻一定腳踏實地地顧好四口之家，也算是“齊家”了。
小學畢業后，他開始跟著爺爺學做農民，至今已超50年有余。
學習如何種植烤煙——從買種子到育苗，從種植到澆水施肥，從除草到剔除煙茬，從修煙到編煙，從烤煙到交煙；
學習如何種植小麥和菜籽花，以及各類蔬菜——每個菜品有相似之處，卻又有細節上的差異；
學習如何認識土地——不能連續種植烤煙或水稻，否則土地就“壞了”；
學習如何認識節氣，還有農藥與化肥。
學習“預測”市場——種什么能賣個好價格，結果卻不一定如愿；
學習“預測”人性——別人會不會跟我種一樣，這是他對供需關系的基礎理解；
學習“人情世故”——農忙時，朋友之間學會相互幫忙（你今天幫我種烤煙，明天我幫你拔菜跟洗菜），以及提前跟“菜販子”打交道，只為菜不好賣的時候，至少可以幫忙賣出去；
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幾乎無休（除了大年初一，他要去打麻將）。
所以在他所認知的世界里，從來沒有所謂的“躺平”——除了人死之后，被迫躺在那個四方的小盒子里。
今年38歲，如果說我被困在了北京做產品，那他65歲，算是被困云南做了一輩子農民嗎？
我沒問過他。
二、“消失”的工資
2011年4月開始到北京實習，做安卓開發，每月4000元。我們一批十幾個人屬于“流水線”的產物——自費1萬多培訓后，統一入職到一家外包公司，負責給中國移動等企業做定制化項目。
初入職場時，大家的工資相差不大，就是3500元-5000元之間。
那時，微信、抖音、今日頭條都還是“胚胎”，我們用的是MSN，甚至研發隊伍中，還有塞班、黑莓、安卓、iOS等研發團隊。
我們乘著“移動互聯網”的春風，工資一路水漲船高。每隔1-2年漲10%-30%，1年后，工資漲到4500元；2年后，換個公司，工資漲到6000元；再到8000元，11000元，14000元，16000元…..
讓身處其中的我誤以為是人生常態，只要繼續努力，月薪10萬，指日可待，直至2021年7月，雙減政策落地，一切都變了。
裁員、降薪、降福利等，成為了一種社會敘事和社會情緒，變成了新時代的主旋律。
作為互聯網從業者的我，工資水平也停留在了2021年初。
曾習以為常的漲薪，變成了平薪（甚至降薪）；曾覺得“理所應得”的績效獎金，變成了風中柳絮，隨風飛揚，不帶走“一片云彩”般地“消失”在了現實世界里。
假如從心理錢包的概念講，我錢包里的錢被“偷走”了，被經濟周期和互聯網行業周期“偷走”了，跟它一起“被偷走”的，還有曾經年少無知的夢想與勇氣。
它讓我想起豌豆莢創始人王俊煜講的“電梯故事”：企業就像一個飛速上升的電梯。電梯里有人在靜坐，有人在做俯臥撐，有人在倒立，等電梯到達高處時，每個人都覺得是自己的努力，才讓電梯到達高處，可這與事實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我就是“移動互聯網”的“電梯”里的一員，電梯上升、下降或停止，與我的努力無關，而我的工資，卻與它息息相關。
三、關閉的“通道”
所謂“困住”是指被限制或束縛在某個地方，無法自由移動或行動。它不僅指我的生活，也包含我的“事業”——如果正常上班也算事業的話。
從2011至2025之間的14年里，做過安卓研發，做過產品經理；做過一線員工，也帶過團隊，卻始終沒有找到那條曾經憧憬的“通道”——成為成功的創業者或聯創，有自己的事業和自由時間，也有自己理想的經濟條件。
每天定時上班、下班，每月定時收工資、消費，練就了一名標準的“打工人”，就像以前農村里的驢一樣，“盲眼”拉磨，原地打轉，卻也蹉跎了時間。
向上的“通道”被動關閉，向下的“通道”不愿選擇。
人生就像是“如鯁在喉”般的狀態，卡在時代的“角落”里，卡在企業的“工位”里，卡在“為家奉獻”的責任里，卡在能力和勇氣缺失的狀態里。
在“不上不下”的生態位中，在“不大不小”的年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地用青春跟時間，踐行著“十年如一日”的狀態。
曾經也試圖歸因，為什么會這樣？
一是人生錯位。人生的黃金上升期（20-30歲），遇到“互聯網”的高速成長期，經歷了直播跟在線教育的“浪潮”，雖有“成長”，卻在能力、資源、認知等層面，不具備把控機會的能力，就像一次人生的錯位——在錯誤的人生階段遇到對的“事”。
二是自我原因。在人生的成熟期（30-40歲），遇到了“互聯網”的“衰退期”，經歷了2次裁員潮，讓我知道了什么是真金不怕火煉，我只是吃了時代紅利的普通人，而非真金子。
四、爽約的“約定”
我曾“立誓”：孩子兩歲后，實現“雙向奔赴”，陪伴孩子長大。今年兒子六歲，卻依然還是“兩地分居”——他在哈爾濱上學，而我在北京上班。
我失約了。
我也曾努力過：試圖借機在哈爾濱找個工作，依然干老本行——產品經理。
2021年8月，孩子3歲，雙減政策落地后1月有余，我在某教育機構做產品，試用期剛過半時，第一次經歷裁員。
前一天晚上“謠言四起”，次日早上10點正常評審需求，午間13:30被約談——進會議室，三句話結束，簽字畫押，回工位收拾物品，下午14:00前往排滿“長龍”的人力資源辦公室，交還工牌，清理電腦，拿到離職證明。
15點騎著小電驢回家，購買了次日回哈爾濱的票。次日背上書包準備“高高興興回家去”，結果小區被封了，一封就是一月有余，就這樣錯過了工作后，難得的第一個陪孩子的“長假”。
9月初，趁回家之際，花了2周時間看了哈爾濱的產品經理機會——居民樓里做行業SaaS的；公寓房里做人力外包的；標準寫字樓里做解決方案的等等，都屬于10幾個人的迷你小公司，最高月薪7千，老板有“資源”…..
確實不適合。
它們這些確定性且現實的條件，加劇了我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恐懼哪天公司就黃了，恐懼無法養活三口之家。
10月又回到了北京，這次是主動選擇了“被困”——它可以捆住我的身體與精神，卻困不住我的工資流向哈爾濱的幼兒園、培訓機構、醫院、超市跟商場。
五、隱形的“約束”
我兒子6歲，我愛他。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生遠。所謂“計生遠”，首當其沖是醫療與教育。
我曾經幻想過“葉落歸根”——舉家遷回云南老家，花一百萬蓋一棟三層的“小別墅”，再花十萬買一輛電車，開一家小店，“慢慢”度過余生。
每天不用下班打卡、下班打卡，不用管客戶的DISS，以及跟不同的人進行“討好式”的溝通。
可每每回老家探親時，看到身邊的同學/朋友們的選擇，我又會猶疑。
他們為孩子“計生遠”的方式是：如果條件允許，則搬離農村，到江川縣城買房、落戶，讓孩子享受到縣城的優質教育；
如果條件稍好，則搬到玉溪市里，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如果條件更好，則把孩子送往昆明等“大城市”的私立學校，每年花費十幾萬的費用。
孩子生病也如此。家里條件允許（如有車）之人，一定會到玉溪市醫院，而不再滿足于鄉村診所，甚至是縣醫院。
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具象化。
已經實現了他們眼中“高處走”的我，真能做到“低處流”嗎？
我從農村來，回到農村去，屬于落葉歸根，屬于“知青返村”，但我兒子呢？
如果回到農村，他的教育、醫療會有什么影響？他的人生呢？
我不確定，也不敢賭——拿“別人”的人生，賭我下半輩子的愉悅，用一個不確定性，去賭另一個不確定性。
我曾問自己：如果把孩子、愛人、父母、事業、自己按重要性排序，怎么排？
我的答案是：孩子第一，自己最后；愛人與父母等價，且優先于事業。
這個順序就成了我的“約束條件”，真切讓我感受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真諦。
它也可以成為了我的“擋箭牌”——擋掉我對“碌碌無為”的憤怒，擋掉我對“事業有成”但“愛而不得”的恐懼，擋掉我對“不破不立”卻又無所作為的內疚。
六、寫在最后
我喜歡《這世界沒你想象的那么糟》、《這個世界總會有人偷偷愛著你》式的意象，它們是我在38歲被困住時，所喜歡的表達方式之一。
你也看出來了，今天就是一次無病呻吟式情緒表達。
它們既不是既定事實，也不是對生活或工作的深刻洞察，更不具有文學性表達，而只是我對自己現狀的反思跟剖析，不具有任何參考性。
無病呻吟讓人上癮，就像吃檳榔一樣，仔細咀嚼的那種“口舌之爭”所帶來的片刻歡愉，總讓你“欲罷不能”。
所以，我期望今天像是一場篝火晚會后的深談——訪談人與被訪談人都是自己，而你就像是在旁桌喝酒、唱歌的人，愿意就“聽一耳朵”，不愿意就繼續你的“歌唱”。
明天醒來，生活繼續，“篝火晚會”的現場已被清掃干凈，仿佛一切沒有發生過一樣。
只是在我自己的記憶片段里，插入了一個時刻——38歲，被困在北京做產品的時刻，被時代眷顧過，也被時代拋棄過的時刻；在“不上不下”、“不好不壞”、“不大不小”的狀態里，拼盡全力才能讓自己不被時代所遺棄的時刻。
祝好，我的朋友~
專欄作家
邢小作，微信公眾號：產品方法論集散地，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一枚在線教育的產品，關注互聯網教育，喜歡研究用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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